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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公司的当事人能力

黄奕新

一、问题
甲公司的分公司A，作为建设单位，与作为施工单位的乙公司的分公司B，签定建设施工合同，后在合同效力或履行上发生争执，建设方欲起诉施工方。问：双方的当事人及诉讼请求，应当如何列明及表述？
二、分析
本文的“分公司”是指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由公司设立的、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非法人其他组织。实践中，有些分公司，名为分公司，却没有经依法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而另有些分公司，名为分公司，却领取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某某此国有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均非本文所谓分公司。
本文的“当事人能力”是指依法能够担当诉讼当事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并享有诉讼权利或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
本案诉讼的标的应定为：施工合同关系项下之权利和义务。
笔者首先认为，分公司，只要具备公司法上分公司的资质，其都具有与公司平等的民事主体和诉讼当事人地位，而不问其民事责任是否最终由公司承担，也不问分公司与总公司内部行政隶属和管理关系如何。

（一）甲方如主张乙公司为施工合同当事人有利于原告并有确实充分证据，可将乙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并列其分公司B为第二被告。
本案中，B分公司与A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如有经乙公司授权，甲方如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据其是基于对乙公司为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基础上，与B分公司签订并履行施工合同，甲方则可主张乙公司乃实际承包人，列其乙公司为被告，提起给付之诉（也可能并有施工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自不当言。
而列B分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法理依据在于：首先，其为施工合同的名义承包人，可能会对本案诉讼标的主张有独立的请求权。因为实际经济活动中，分公司往往是承包出去的，公司往往只是基于“出借”或“出租”资质的利益考虑，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并非像法律所期待的那种内设机构的状态，而是分属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体。其次，不论其是否主张，原告应当让其参加诉讼，使其其辩论的机会，否则，原告对乙公司诉讼的裁判的效力，将无法及于B分公司，B分公司将可能另行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这对原告将是讼累。
应当指出的是，原告对B分公司的诉讼，实际上属对本案诉讼标的（施工合同关系项下之权利和义务）归属的确认之诉。由于这一诉讼与上述乙公司的诉讼，本于同一施工合同之事实，故可以合并。
那么，本案诉讼请求得表述为：
（1）确认本案施工合同的实际承包人为乙公司而非其分公司B。
（2）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3）乙公司给付原告。。。。。。。

（二）甲方如主张B分公司为施工合同当事人有利于原告，可将B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并列乙公司为第二被告。
B分公司为讼争合同的签约人，列其为被告，自不当言。
而列乙公司为共同被告的法理依据在于：首先，根据公司法的第14条（旧公司法为第13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对公司的诉讼，不是基于施工合同，而是基于公司法上的诉因。避免裁判生效后还要申请追加执行总公司。2、在有的情形下，乙公司也可能选择主张其是实际承包人，分公司也可能选择主张其只是名义承包人。因为，如前所述，实际经济活动中，分公司往往是承包出去的，公司往往只是基于“出借”或“出租”资质的利益考虑，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并非像法律所期待的那种内设机构的状态，而是分属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体。其次，令乙公司参加诉讼，使其有辩论的机会，这样，对施工合同关系裁判的效力将及于乙公司，避免乙公司另行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在这一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吴庆宝法官曾认为，“在小额诉讼中，尽管分公司为被告，只要得到公司的授权或者认可，分公司管理的财产又足以承担民事责任时，不需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只有当债权数额巨大或者较大时分公司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所产生的争议较为复杂，超出了分公司处置的权限时，应当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除小额诉讼案件之外，分公司应将公司章程以及对公司授权的额度、权限范围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以便人民法院对是否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做出适当的选择。”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既然公司法上述规定并没有附加有关诉讼标的金额方面的限制，是否选择在诉讼阶段就向乙公司主张权利，就应当属于原告的诉讼权利（虽然原告如不在诉讼阶段提起，在裁判生效后仍可申请追加执行）。至于，乙公司如认为小额诉讼无关紧要，或信任其分公司B，可以选择不进行答辩和出庭辩论。只有在原告不列总公司为被告下，分公司才有权“将公司章程以及对公司授权的额度、权限范围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申请追加总公司为被告，申请追加是分公司B的诉讼权利而非义务。况且，在实在法依据方面，吴庆宝法官的这一观点应当是在新公司法出台前，新公司法在这点上仍坚持原来的表述，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条件，这也说明，吴庆宝法官的观点并没被新公司法为采纳，至少是没有被其明确采纳。
吴庆宝法官还认为，“在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时应当考虑只要合同是由分公司签定的，或者侵害后果是由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造成的，就应当首先判定分公司以其经营管理的公司资产承担民事责任，并判决由公司对分公司所造成的民事后果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一种补充性的民事责任。”在这点，笔者完全赞同。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公司应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认补充责任，实际上限制了总公司的责任范围，侵害了原告的利益。而且强制执行时，不好认定分公司是否无财产可供执行。此外，在实在法依据方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的一个分支机构已无财产法院能否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财产问题的复函，有补充责任的精神，但这一复函已被废止，这也佐证了吴庆宝法官和笔者的观点。
那么，本案诉讼请求得表述为：
（1）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2）B分公司给付原告。。。。。。。
（3）乙公司对上述给付共同承担责任。

（三）实务中的变通处理方法
实践中，原告出于对分公司资信和偿债能力的担忧，往往希望列公司为被告。但，原告如无确实充分证据以资认定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基于乙公司的授权，并且原告是基于此种信赖才与B分公司签订和履行施工合同，原告如以本文第（一）方面所述，列明被告和表述诉讼请求，则有可能被法院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的可能，届时虽然可以对B分公司和乙公司，按本文第（二）方面列明被告和表述诉讼请求，另行提起诉讼，但造成讼累，并有时效风险。故为避免诉讼风险，原告可以考虑对诉讼请求，不作上述明确的区分，而笼统地表述为：
（一）确认施工合同有效或无效。
（二）总公司与分公司共同给付原告。。。。。
在诉讼过程中，待法官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后，再适时变更。

（四）关于原告的资格
A分公司是施工合同的签约人，如在合同履行中也实际给付或受领了相对人的给付，应当认为其具有本案诉讼利益，可以单独作为原告走诉。至于甲公司是否共同起诉，由其自行决定。被告可以申请法院通知甲公司，要求其就是否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书面声明。甲公司选择不参加的，应在裁判中述明。则本案裁判的效力将及于甲公司，甲公司不得事后另行起诉。
同时，要注意，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该条虽只规定责任，但依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通理，也可以自然推出，分公司的民事权利由公司享有。其次，根据判决既判力扩张的原理，A分公司属为甲公司而为原告，A公司与被告方的确定判决，对于甲公司亦有效力。甲公司即使未选择参加诉讼，亦可直接以自己名义申请强制执行该判决，被告方对其清偿的，同时免除对A分公司的债务。（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1条：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对于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者，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4-2条：执行名义为确定终局判决者，除当事人外，对于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二、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该他人及诉讼系属后为该他人之继受人，及为该他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国当前影响独立审判的原因与对策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周顺保


一、我国当前影响独立审判的原因
尽管独立审判原则在我国被确立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但这一原则在实施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以致影响了审判的独立性，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了独立审判的实行。由于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未得到真正落实（与同级政府平行），法院的人、财、物都由地方党委、政府控制管理，上级法院只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监督。由于人、财、物受地方控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端人碗、受人管”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很难抛开地方利益，导致司法权的地方化。有些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法治观念不强，存在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把法院当作其一个下属部门看待，要求法院千方百计维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当法院的做法不合其意时，便百般刁难，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预案件的审理，强令法院作出于法相悖的裁判。另外，法院在执法中还要受来自社会不良风气、群众舆论和部分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等各方面的压力，甚至还要时时面对形形色色的暴力抗法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法院系统自1998年以来共遇到各类暴力抗法事件700多起，350名干警被殴打，至少有38台车辆被损毁，人民法院的执法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难以超脱地做到独立审判，以致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二）审判权的分散破坏了审判权的专属行使。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要求审判权由人民法院专属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拥有和行使，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的这一专属权力受到了侵犯。比如，个别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或领导人，授意或强令法院就某个案件作出某种判决，实质上就是对审判权的侵犯。又如79年刑诉法规定的免予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有罪但依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的被告人免予起诉的权力，这种确认被告人有罪然后免予起诉的制度，实际上是未经法院审判即确定被告人有罪，显然侵犯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96年新刑诉法取消了这一制度，并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新刑诉法同时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笔者认为这种“不起诉”也是在“有罪”前提下的，也是未经审判就确定被告人有罪的一种形式，也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侵犯。另外，实践中还有个别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出于各种目的，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把本应由法院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办理，也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侵犯。
（三）人民法院传统的审判机制制约了独立审判的实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表现在具体案件上，就是独任庭、合议庭对案件的审判，审判委员会虽然也是审判组织，但在现行工作机制下，它只判而不审，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审判组织，或者说其行使的是不完整的审判权。就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对审判工作的特性认识不够，一直沿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活动，在案件审理中实行庭长、院长审批定案的做法。独任庭、合议庭作出决定后，要层层报请庭长、院长审批，有的还要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有的案件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甚至上级法院不参与案件审理，却要为案件的处理“把关”、“提出意见”，导致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合理现象，这实际上是对审判组织的独立审判权的分割，破坏了独立审判原则，影响了审判组织的积极性，使得在案件的处理上权责不分，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另外，人民法院传统的审判方式也影响了独立审判的执行，特别是有些法院和法官不会指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过多地承担了调查取证的任务，庭前过多地接触当事人，甚至先入为主，以至于不能保持中立地位，作出有损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裁判。可喜的是，现在法院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机制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实际效果，许多地方通过还权于审判组织，使独立审判原则得到了实际执行。但是，在如何规范审判组织与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方面，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法官的素质不适应独立审判的需要。法官是审判组织的最小构成单位，每个审判组织，都是由法官组成的，因此，审判组织能否做到独立审判，法官的素质是关健。而目前我国法官数量过多，且整体素质不高，以江西法院为例，虽然法官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了80%以上，但许多法官的学历是进法院后参加业大学习而得到的，真正受到系统的高等法学教育的法官较少。许多法官是“半路出家”，最终也当上了法官。由于法院不能掌握进人问题，以致该进的进不来，不该进的退不了。特别是有些法官的政治素质不高，加之思想政治工作的松懈，一些法官在权势、金钱、女色面前站不稳脚跟，被拉下水，成了某些人捞取非法利益的工具，败坏了法院和法官的形象和声誉。让这样的法官来行使审判权，独立审判就很可能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二、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对策
实践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不仅要从改革审判工作运行机制上下功夫，还要从改革法院管理体制等方面做文章，为实现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
（一）改革司法体制，实行法院系统的垂直领导。目前我国法院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法院在业务上受上级法院指导、监督，在工作中受同级党委领导，在人、财、物上由地方党政部门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特别是在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政部门的情况下，要想实现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党政机关和领导人的法治意识的高低以及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的坚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的强弱。而事实上，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涉及到地方和部门利益时，不受干预、干扰的情形几乎没有；法院和法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人的实际，因而给审判工作带来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甚至会左右案件的裁判结果。因此，要确保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必须落实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特别是在人、财、物的支配上，赋予法院更多、更大的权力，使其不致因某些方面受制于人而影响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金融、技术监督等部门的机构体系，实行法院系统的垂直领导。这种体制可以较好地摆脱地方上对法院执法行为的不良影响，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使人民法院更超脱地审判各类案件，特别是在牵涉地方利益时不会像以前那样顾虑重重。同时，通过上级法院在人、财、物上的领导和业务上的指导、监督，也更有利于下级法院提高执法水平，改善执法条件。当然，即使实行了这种体制，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地方的干预干扰，但人民法院在抵制这些干扰时腰杆会比以前硬，效果也会比以前好。
（二）改革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机制。要通过不断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公开举证、质证、认证，公开裁判理由和结果，确保一切案件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全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处理，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预。要理顺审判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审判长与合议庭、院庭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既要保证审判组织的审判权，又要发挥好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指导职责。要确保不同审级之间的独立，不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如何，其对案件的裁判都应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独自作出，确保审判独立。
（三）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官管理的关健在于打破论资排辈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一种能激发法官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的优胜劣汰的机制，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目前，在全国法院推行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就是一种较好的法官管理制度。它通过严格的程序，把那些优秀法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其聪明才智。同时，通过对审判长实行动态的、能上能下的管理，也调动了其他法官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在工作和学习中形成一种人人争先、个个恐后的良好氛围，从而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有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提高了，其严格执法、公正裁判的能力和自觉性才能提高，从而才能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四） 加强和规范监督机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完善有效的监督，是独立审判原则得以实现的保障。对人民法院来说，监督不外乎两种，即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就内部监督来说，当前最紧要的是加强审判流程各环节之间的监督，特别是下一环节对上一环节从审判质量和时限等方面的监督，并要把这种监督与奖惩严格挂起钩来，使这种监督真正收到实效。要借改革审判方式、还权审判组织之机，实现院、庭长职能的转变，由以前的忙于审批定案转到以监督指导为主，依法履行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职责，及时发现和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行为，为审判组织提供业务上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就外部监督来说，首先要规范各种外部监督的程序和方式，特别是权力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以权力机关的监督为例，今年以来，江西省人大改变了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方式，特别是在案件的批转方面，改变了以前“多头”批转的做法，由内务司法委员会督查处统一办理，增强了监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支持了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在外部监督中，现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不客观，有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这有待于通过新闻立法来加以规范。在监督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只关心法院是否有违法行为，而不关心是否有干扰执法活动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监督。对法院的监督是对其执法活动的监督，不仅要监督法院是否有违法行为，是否做到了公正司法，也要监督是否有其他不当干预影响了法院的执法活动。要寓支持于监督中，通过有力的监督来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五）加强党的领导。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其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也是确保独立审判的最有力的保障。不论法院的组织体系如何改革，作为各级法院，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来进行，确保法院工作不偏离方向。同时，要依靠党的领导，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惩各种暴力抗法事件，以党的领导作为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