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6：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
商务部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附件6
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
一、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制定本附件。
二、双方同意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7个领域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有关合作在根据《安排》第十九条设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进行。
三、贸易投资促进
双方认识到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对两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贸易与投资发展的现实和增长需要出发，同意加强在贸易投资促进领域的合作。
（一）合作机制
通过发挥联合指导委员会有关工作组的作用，指导和协调两地贸易投资促进合作的开展。
（二）合作内容
根据双方以往的合作经验，以及两地经贸交流的发展情况，双方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
1.通报和宣传各自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实现信息共享。
2.对解决双方贸易投资领域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交换意见，进行协商。
3.在促进相互投资及密切合作向海外投资的促进方面加强沟通与协作。
4.在举办展览会、组织出境或出国参加展览会方面加强合作。
5.对双方共同关注的与贸易投资促进有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流。
（三）其他实体的参与
双方注意到，贸易投资促进领域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及意义。双方同意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协助这些机构开展贸易投资促进活动。
四、通关便利化
双方认识到两地海关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实行通关便利对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意加强在通关便利化领域的合作。
（一）合作机制
双方通过海关总署和香港海关高级领导业务联系年会指导和协调通关便利化合作，并通过海关和有关部门专家小组推动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开展。
（二）合作内容
根据双方不同的通关制度和监管模式的需要以及合作经验，双方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
1.建立相互通报制度，通报有关通关及便利通关管理的政策法规。
2.对双方通关制度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寻求加强通关便利化合作的具体内容。
3.探讨拓宽进一步合作的内容，在水运、陆运、多式联运、物流等方式通关中加强监管和提高通关效率方面的合作。
4.加强在建立口岸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方面的合作，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持双方的通关顺畅。
5.建立定期的联系制度，发挥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香港海关“粤港海关口岸通关效率业务小组”的作用。
6.加强双方海关“数据交换及陆路口岸通关专家小组”的工作，研究数据联网和发展口岸电子清关系统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双方对通关风险的管理，提高通关效率。
五、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双方认识到货物贸易及人员往来中保障内地和香港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同意在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可及标准化领域加强合作。
（一）合作机制
利用双方有关部门现有的合作渠道，通过互访、磋商和各种形式的信息沟通，推动该领域合作的开展。
（二）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
1.机电产品检验监督
为确保双方消费者的安全，双方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加强信息互通与交流，并特别注重有关机电产品的安全信息和情报的交换，共同防范机电产品出现的安全问题。共同促进检验监督人员的培训合作。
双方将致力落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香港机电工程署于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二日签署的《机电产品安全合作安排》的有关工作。
2.动植物检验检疫和食品安全
利用双方现有检验检疫协调机制，加强在动植物检验检疫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以便双方更有效地执行各自有关法规。
3.卫生检疫监管
双方利用现有渠道，定期通报两地的疫情信息，加强卫生检疫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探讨往返广东、深圳各口岸小型船舶的卫生监督问题；加强在热带传染病、媒介生物调查和防范，特殊物品、核辐射物品的监测和监管，生物性致病因子的运输、检验、治疗和控制等方面的合作。
4.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
双方推动各自有关机构加强对合格评定（包括测试、认证及检验）、认可及标准化管理方面的合作。
六、电子商务
双方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推广将给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带来更多的机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一）合作机制
在联合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建立有关工作组，形成电子商务合作的沟通渠道和协商协调机制，推动双方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二）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
1.在电子商务规则、标准、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方面进行专项合作，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推动并确保其健康发展。
2.在企业应用、推广、培训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发挥两地政府部门的推动和协调功能，加强电子商务的宣传，推动两地企业间相互交流，并通过建立示范项目，促进企业间开展电子商务。
3.加强在推行电子政务方面的合作，密切双方多层面电子政务发展计划的交流与合作。
4.开展经贸信息交流合作，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七、法律法规透明度
双方认识到，提高法律法规透明度是促进两地经贸交流的重要基础。本着为两地工商企业服务的精神，双方同意加强提高法律法规透明度领域的合作。
（一）合作机制
通过联合指导委员会设立的有关工作组和互设的代表机构开展合作。
（二）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加强在以下方面的合作：
1.就投资、贸易及其他经贸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改情况交换信息资料。
2.通过报刊、网站等多种媒体及时发布政策、法规信息。
3.举办和支持举办多种形式的经贸政策法规说明会、研讨会。
4.通过内地WTO咨询点、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和中国贸易指南网站等为工商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八、中小企业合作
双方认识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共同促进两地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一）合作机制
在双方政府部门间建立促进两地中小企业合作的工作机制，促进两地中小企业合作和共同发展。
（二）合作内容
双方同意支持和促进以下方面的合作：
1.通过考察与交流，共同探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策略和扶持政策。
2.考察、交流双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并推动中介机构的合作。
3.建立为两地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渠道，定期交换有关出版刊物，设立专门网站，逐步实现双方信息网站数据库的对接和信息互换。
4.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两地中小企业直接交流与沟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
（三）其他实体的参与
双方支持和协助半官方机构、非官方机构在促进两地中小企业合作中发挥作用。
九、中医药产业合作
双方认识到，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市场应用前景和经济效益。双方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发展、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各具优势，开展这一领域的合作对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加强在中医药产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一）合作机制
加强和完善两地政府部门间的联系合作机制，推动两地中医药产业合作的发展。
（二）合作内容
根据两地中医药合作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双方同意加强以下方面的合作：
1.相互通报各自在中药法规建设和中医药管理方面的情况，实现信息共享。
2.加强在中医药科研方面的合作，交流和分享中药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导向等方面的信息资料。
3.加强在中药注册管理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实现中药规范管理，为两地的中药贸易提供便利。
4.在临床试验的设施管理和临床试验的法规要求等方面开展合作，以期达到双方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相互承认。
5.开展中药质量标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药质量标准的提高。
6.支持两地中医药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7.加强中医药产业的贸易投资促进和产业合作。
8.交流和协商解决中医药产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其他实体的参与
双方支持和协助中医药产业合作领域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参与，包括支持内地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与香港赛马会中药研究院有限公司业已建立的合作。
十、根据《安排》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凡双方同意增加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领域或内容，将补充列入本附件。
十一、本附件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附件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附件于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最好认定者
吴凯
摘要：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还是一种金融创新，在我国政府主导金融创新模式下，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肯定要求尽可能降低其风险，这就会与尽可能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产生冲突。从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监管部门为降低风险而对证券化交易做出了一些要求，但这些要求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风险是有疑问的。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交易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而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会面临哪些法律上的风险还是不确定的。在这种金融创新活动起步的阶段，一味地强调交易的安全性，可能会束缚其活力。
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金融一直是一个发展变化的领域。变化的目的包括为各种企业创造加速现金循环的灵活机制，运用各种商业资产为加速资金循环提供支撑，创造各种交易结构来满足资金提供者的要求和企业融资目标。从最早的抵押担保融资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应收账款转让，这些持续的探索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资产证券化这一新型的融资方式。
资产证券化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积极的开展。从数量上看，在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国债数额及公司债数额，成为第一大市场 ；从发展速度上看，欧洲从1987年首次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 Securitization，MBS）以来，市场每年平均增长61%。 从范围来看，现在除了欧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及南非等国资产证券化也有大规模开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通过了资产证券化方面的专门立法来促进资产证券化在本国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在2002年通过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
二、资产证券化的优势。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发展，原因就是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它具有独特的优势，能为参与者带来诸多方面的利益。
（一）从融资者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能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证券化融资成本反映在投资者愿意购买的由SPV发行的证券的利率上。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果利率低于它以其他方式直接融资的成本，则证券化对于这家公司则是有吸引力的。而证券化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公司的资产（通常表现为应收款）与公司整体风险隔离开来，（再加上信用增级）使这部分资产获得比公司本身更高的信用评级，从而使依托其发行的证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被资本市场所接受。这对那些风险评级较低的公司可能好处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公司如果不采取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根本就不具备发行证券的资格。此外，资产证券化还能够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得应收款的转让被视为销售，这样一来发起人的债权就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而获得的现金也不体现为负债。这为公司管理资产负债提供了灵活的手段，这一点对于银行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银行的贷款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将有风险的资产变为自有资本的途径，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扩大经营规模。资产证券化对于融资者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扩大了可融资资产的范围，从现有实践来看，包括不良资产及未来发生的应收款都可以成为资产证券化的对象。资产证券化对于融资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好处，比如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分散风险，改善收入来源等等。
（二）对于投资者来说，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低风险、收益稳定的投资产品；随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资产证券化还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对时限、额度、风险的不同偏好，让不同投资者承担不同风险，从而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而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与衍生金融产品一样“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它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解、测试和管理金融风险的方式。传统上混合在一起的风险能够被梳理并各自单独管理，从而更有效率”。 而衍生金融产品在具有规避和分散风险功能的同时，由于其自身的虚拟性质及对投机的刺激作用，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是一种严重挑战。相比之下，资产证券化则有实际的资产作为依托，衍生金融产品所具有的副作用并不明显。而分散风险对于现代金融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其内核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其核心功能是不同的，现代金融本质的内涵是转移风险。金融是一种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机制，它的核心功能是为整个经济体系创造一种动态的风险传递机能。任何对金融的理解如果离开了转移风险这一点，就没有真正理解现代金融。” 此外，由于现在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使得持有金融产品的风险很大，因此，持有者对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要求越来越高，而资产证券化正是一种有效增强资产流动性的途径。资产证券化的广泛开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三、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确定风险。作为一种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具有以上独特优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信用保证的革命性转变：“它把信用保证具体落实在信用因素最客观的部分，改变了传统信用制度的信用基础。” “资产证券化是在债权逐步摆脱身份色彩而实现独立财产化的过程中，把具有流通性的证券与作为信用手段的物的担保较完美的结合的产物”。 抵押担保、保理等融资手段主要依靠融资者的整体信用基础，包括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信息获取成本及监管成本都很高，变动性因素多，风险难以确定。而资产证券化通过制度安排将部分资产与融资主体的风险隔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该项资产的收益情况与融资者的信用状况无关。此时债权的实现就只是与资产本身的性质相关。这样一来，信用保证就建立在风险确定更为容易的客观资产之上，从而具有其他融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实现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信息的收集、存储及分析成为可能，对资产池中的资产在未来的风险确定，通常是通过对历史资料收集分析做出的预测。这在银行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作用非常明显。正是这种风险的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愿意以较低的利率去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而使得融资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正是这种风险的客观确定性，降低了对投机冲动的刺激，从而使得资金真正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优化了资源配置。
而之所以能够实现信用基础的客观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做到了风险隔离，也就是将融资者（发起人）的风险与拟证券化的资产相互隔离，从而使资产的风险容易被确定。在实践中，资产证券化通常由一系列交易构成，而这一系列交易安排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实现风险隔离，进而使风险相对确定。
三、如何实现风险隔离。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风险隔离主要指的是法律上的风险隔离。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模式是发起人将自己的一部分资产（通常是应收款）转让出去，再以这部分资产为依托发行证券进行融资。所谓的风险隔离就是要使应收款的转让在法律上具有确定性，不存在被否定的风险。
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实现风险隔离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如在美国，其《破产法》中“实体合并”（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的规定而且将判断的权力作为一项“衡平权力”（equity powers）授予法院，使得美国的破产法院拥有广泛的衡平权力，实践中也出现过法院否定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资产转让的“出售”性质的案例。 这使得“破产隔离”的确定性对其资产证券化交易特别重要。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交易安排就非常注重“破产隔离”，而这就要求应收款的转让有效地从原始权益人手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要求做到所谓的“真实销售”。原始权益人向SPV（特殊目的机构）进行的应收款转让是否构成真实销售，美国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察标准。这些因素包括：1、追索权，通常对于所转让的资产，一般资产证券化交易安排中都会约定原始权益人要承担相应的资产质量保证责任，对于不符合约定的债权，SPV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要求替换。实践中，SPV对原始权益人追索权程度越高，法院认定真实出售的可能性越低；2、保有权利和对剩余享有的权利，一些法院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协定：就是一旦受让人收回的投资超过一个商定的收益值，转让人有权获得商定收益值的回收款部分，那么就表明这是一个有担保的贷款，而不是真实销售；3、价格机制，应收款定价如果是与某项利率指标挂钩，则表明是担保贷款，而如果价格是以确定的折扣来确定，并且不再变动，那么较容易被认定为真实销售；4、账款的管理和收集，应收账款的管理和控制也会是法院区分担保贷款还是真实出售时考虑的因素。如果是真实出售，受让人应有权控制账款的回收。此外，交易文件本身的用语也会成为考虑的因素。而我国的《破产法》中没有“实质合并”的概念，也没有类似的规定。相关的规定有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应收款的转让价格如果合理，资产证券化交易就不会受到破产法的影响。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所有支持真实销售的因素都被满足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这里需要进行一种平衡，就真实销售这一目标与原始权益人和投资者其他目标进行权衡。而这种平衡关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权益人信用的好坏。对于一个投资达到投资信用级别的原始权益人，投资者如果一味坚持交易要达到破产隔离的真实销售可能并不明智；而在原始权益人陷于困境或经营状况不佳时，强调真实销售就非常必要了。
四、我国的实践。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已经有了实践。除了冠以资产证券化之名的国开行和建行的以银行贷款债权为依托的证券化外，还有各证券公司开展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名的资产证券化。由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交易的参与各方还是监管机构都缺乏经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创新活动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资产证券化交易活动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产生发展的，其交易模式也是以市场需求为引导进行设计的。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取决于投资者是否认为其有利可图。而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何设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进入市场，都是由监管部门说了算。但由于资产证券化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会面临什么样的市场及法律上的风险，在缺乏实践验证的情况下是很难预料的。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当然会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目前在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证监会要求各证券公司在交易结构上应该做到“真实销售”。但实践中各企业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而各方面对于“真实销售”又没有一个较明确的验证标准，导致在具体交易结构设计上参与者比较迷茫。
五、结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是一种金融创新，在其起步阶段持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对这一产品的内涵有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真实销售”只是在美国法律环境下风险隔离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我国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同，强调“真实销售”可能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从各国实践来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购买者大多是机构投资者，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证券化交易本身结构复杂，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难以为个体投资者认识。而我国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只是在深沪两市的大宗交易市场上市，交易额要求至少100万元。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会认真考虑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收益，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去购买，这本身就是对这一金融新产品风险的控制手段。总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核心就是其风险的确定性，而实现这种确定性，没有单一的途径。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是否合理，最好的检验者应该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