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管理办法
中国登山协会
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管理办法( 试 行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建立与国内各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联系，落实“服务、引导、规范”"的管理宗旨，推动我国登山户外运动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应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为宗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全民健身条例》，培育登山户外市场，促进登山户外事业稳步持续发展。
第三条 中国登山协会与各俱乐部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俱乐部根据其行政隶属关系，可分别隶属于地方各级登山协会、体育组织、行业体协、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第四条 登山户外运动，包括高山探险、登山类户外运动、攀岩攀冰、群众登山、拓展运动等。
第五条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专业委员会，授权负责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注册与管理。本委员会由高山探险、攀岩攀冰、登山类户外运动、群众登山、拓展运动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
第二章 俱乐部注册
第六条 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是开展群众性登山户外活动，普及登山户外知识，提高登山户外竞技水平的基层组织，各类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均可向中国登山协会申请注册。
第七条 注册俱乐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遵守中国登山协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
（二） 须经当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三） 具备法人地位，或经法人授权、代表该法人的团体；
（四） 积极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比赛和登山户外运动的活动。
第八条 注册俱乐部的权利
（一）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全国登山户外运动俱乐部会议；
（二）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 可申请运动员注册；
（四） 可申请参加登山户外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等级评定；
（五）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比赛和培训；
（六） 可得到中国登山协会技术信息资料、技术咨询、有关法令条例、活动信息等；
（七）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九条 注册俱乐部的义务
（一） 遵守中国登山协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
（二） 积极向会员和广大登山户外爱好者宣传科学的户外理念，促进和推广登山户外运动的健康发展；
（三） 积极开展登山户外运动，对中国登山协会的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承担协会交办的各项工作；
（四） 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的相关会议和活动；
（五） 按照中国登山协会要求提供俱乐部的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十条 注册程序
（一） 俱乐部申请注册，须经历以下程序，并提交以下材料：
1．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2．经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
（二）首次注册的俱乐部须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法人或所代表法人的资格证明（社会团体登记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
3.非法人团体的，需提供法人的授权委托书；
4.保证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以及注册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5.俱乐部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址、资产状况、从业人员和场地器材的配置基本情况等；
6.有关从业人员的资质情况。
（三）俱乐部注册申请得到批准后，中国登山协会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名单。
（四）俱乐部应在法定工作日向中国登山协会提交入会申请，中国登山协会将在20日内答复申请人是否批准注册，准予注册的，将于申请人之申请资料和手续齐备后30日内完成相关审批手续。
（五）注册俱乐部退会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中国登山协会，协会收到通知之日视为该会员资格终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 有证据证明其宗旨、业务范围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法规；
（二） 发起人或责任人正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 在申请中弄虚作假的；
（四） 被当地体育主管部门、当地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吊销注册登记证书的；
（五） 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章 俱乐部等级
第十二条 申请等级评定的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必须是在中国登山协会注册的俱乐部。
第十三条 中国登山协会根据俱乐部的规模、技术等级、场地器材、运营情况等将申请评定的俱乐部分为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为A级、AA级和AAA级。
第四章 俱乐部等级评定条件
第十四条 申请成为A级俱乐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能够行使A级俱乐部的权利，履行义务；
（二） 承认《中国登山协会章程》，遵纪守法，以推动全民健身为己任，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三） 具有一名以上中级、二名以上初级技术人员（包括攀岩教练员、户外运动指导员、高山向导、拓展培训师等）和若干辅助技术人员（保护员、医护人员等）的技术力量；
（四） 正式注册会员在50人以上，具有组织50人以上规模活动的技术力量和装备器材；
（五） 每年组织10次以上的登山户外运动活动或比赛；
（六） 有较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环保制度》、《会员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活动组织规范》、《技术操作规范》等），并能严格执行；
（七） 积极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比赛和登山户外运动的活动；
（八） 没有因为人为原因导致重大伤亡事故的记录。
第十五条 申请成为AA级俱乐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能够行使AA级俱乐部的权利，履行义务；
（二） 已获得A级的俱乐部；
（三） 具有2名以上中级、4名以上初级技术人员（包括攀岩教练员、户外运动指导员、高山向导、拓展培训师等）和若干辅助技术人员（保护员、医护人员等）的技术力量；
（四） 成功组织或承办过2次以上地区级或1次以上省级的登山户外活动或比赛；
（五） 有固定的场地和设施，具有组织60人以上规模活动的技术力量和装备器材；
（六） 积极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比赛和登山户外运动的活动；
（七） 没有因为人为原因导致重大伤亡事故的记录。
第十六条 申请成为AAA级俱乐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能够行使AAA级俱乐部的权利，履行义务；
（二） 已获得AA级的俱乐部；
（三） 具有3名以上中级、5名以上初级技术人员（包括攀岩教练员、户外运动指导员、高山向导、拓展培训师等）和若干辅助技术人员（保护员、医护人员等）的技术力量；
（四） 具有组织每次100人以上登山户外活动的技术装备；
（五） 拥有可供训练、培训、活动、比赛使用的场地，有承办一般全国性比赛或活动的能力；
（六） 积极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比赛和登山户外运动的活动；
（七） 没有因为人为原因导致重大伤亡事故的记录。
第五章 等级评定程序及年审
第十七条 等级评定程序及年审
（一）注册俱乐部申请等级评定，须经历以下程序。
1．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并交纳一定的评定费；
2．中国登山协会在接到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申请后，将在1周内通知俱乐部收到申请。原则上，每半年评定一次；
3．评审工作由中国登山协会户外运动专业委员会常委会负责，在详细听取（有条件时）、仔细阅读有关申请材料（必要时实地考查）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评审结果，报中国登山协会批准；
4．中国登山协会批准户外运动专业委员会常委会的评定结果后，通过等级评定的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其所有申请材料由中国登山协会统一保存归档，并由中国登山协会颁发证书；
5．只有通过A级俱乐部的，才能申请AA级、AAA级俱乐部。
（二）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等级评定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1．进行等级评定的申请书，其中须包括对《中国登山协会章程》承认的承诺、所开展的登山户外运动的项目（攀岩、登山类户外运动、高山探险、群众登山、拓展训练）；
2．社会团体登记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学校俱乐部须有学校法人的签字和法人单位公章；
3．所在地登山协会或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推荐信。特殊情况（无登山协会，或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暂不行使对本项目管理权限）下，可由具有等级的两家以上的俱乐部或从业机构进行推荐；
3．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性质、业务范围；
4．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管理制度》、《环保制度》、《会员管理制度》、《活动组织规范》和《技术操作规范》）；
5．俱乐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名单及其资质（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在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中担当的技术工作、受专业技术教育情况及有关证明材料、工作或技术简历、主要成就、照片1张等）；
6．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正式注册人数、开展活动情况（活动性质、次数和人数）、场地、装备、经费基本情况、以往重大事故及简要技术分析；
7．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的具体位置，联系方式。
第十八条 年审程序
中国登山协会每年年末将对评定了的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进行年审复核，俱乐部及相关从业机构须按时（12月1日-12月15日）提供年度俱乐部资料，并交纳一定的年审费用。
要求提供的书面材料，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内容包括：
（一）组织变更情况（包括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名单及其资质变更情况）；
（二）活动概况、赛事情况、经济状况、环保工作情况；
（三）受奖情况；
（四）重大事故报告；
（五）对我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六章 等级管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降级并收回原等级证书；
（一）俱乐部情况变化，不再满足原等级条件要求的；
（二）不能履行其所承担义务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并收回等级证书：
（一）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行为并被处罚的；
（二）获得认证的服务项目不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
（三）因人为因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四）持有证书的俱乐部申请注销的。
第二十一条 认证机构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暂停使用等级证书：
（一）等级证书超过有效期，未申请复审的；
（二）未按照规定使用等级证书的；
（三）有违反中国登山协会要求的；
（四）监督审查结果证明获得认证的服务项目提供的服务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但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买卖、伪造、冒用等级证书。
第七章 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三条 俱乐部的权利
（一） A级俱乐部的权利
1. 可宣传、悬挂中国登山协会颁发证书；
2.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有关活动和比赛，并享有参加培训、服务的优先权；
3. 可得到中国登山协会技术信息资料、技术咨询、有关法令条例、活动信息等；
4.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出国考察、对外交流活动。
（二） AA级俱乐部的权利
1. 可宣传、悬挂中国登山协会颁发证书；
2.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有关活动和比赛，并享有参加培训、服务的优先权；
3. 可得到中国登山协会技术信息资料、技术咨询、有关法令条例、活动信息等；
4.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出国考察、对外交流活动；
5. 有申请承办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活动的权利；
6. 有申请承办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C级全国性比赛的权利。
（三）AAA级俱乐部的权利
1. 可宣传、悬挂中国登山协会颁发证书；
2.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有关活动和比赛，并享有参加培训、服务的优先权；
3. 可得到中国登山协会技术信息资料、技术咨询、有关法令条例、活动信息等；
4. 可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出国考察、对外交流活动；
5. 有申请承办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活动的权利；
6. 有申请承办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B级、C级全国性比赛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俱乐部的义务
（一）A级俱乐部的义务
1. 遵守中国登山协会章程，执行中国登山协会相关规定；
2. 协助中国登山协会进行推动当地登山户外运动的有关工作；
3. 须每年向中国登山协会书面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包括：组织变更情况、活动概况、经费基本情况、重大事故报告、环保工作情况等；
4. 按有关规定进行年审。
（二）AA级俱乐部的义务
1. 遵守中国登山协会章程，执行中国登山协会相关规定；
2. 协助中国登山协会进行推动当地登山户外运动的有关工作；
3. 须每年向中国登山协会书面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包括：组织变更情况、活动概况、经费基本情况、重大事故报告、环保工作情况等；
4. 积极宣传和开展登山户外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和活动；
5. 积极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提高登山户外运动竞技水平；
6. 向中国登山协会提交承办的比赛或活动的计划及完成情况、费用使用情况，接受中国登山协会的指导和检查；
7. 承担中国登山协会委托的工作；
8. 按有关规定进行年审。
（三）AAA级俱乐部的义务
1. 遵守中国登山协会章程，执行中国登山协会相关规定；
2. 协助中国登山协会进行推动当地登山户外运动的有关工作；
3. 须每年向中国登山协会书面报告年度工作情况，包括：组织变更情况、活动概况、经费基本情况、重大事故报告、环保工作情况等；
4. 积极宣传和开展登山户外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和活动；
5. 积极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提高登山户外运动竞技水平；
6. 向中国登山协会提交承办的比赛或活动的计划及完成情况、费用使用情况，接受中国登山协会的指导和检查；
7. 承担中国登山协会委托的工作；
8. 按有关规定进行年审。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为登山户外运动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俱乐部，中国登山协会将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中国登山协会章程和有关管理规定，对登山户外运动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或给中国登山协会造成名誉或经济损失的俱乐部，中国登山协会将按规定予以处罚直至终止其注册资格。
第二十七条 因违法乱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俱乐部将自动丧失全部资格，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中国登山协会。
第二十九条 各级地方登山协会、行业体协登山协会可参照本《管理办法》，制定各级地方俱乐部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吴 清 旺＃
一、 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