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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等与深圳市清华斯维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7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84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企业的有关经营、管理制度必须经过公示才能够对员工产生效力，因此，将保密制度印成保密手册，或是将保密制度涵盖在员工手册里发至员工的手中，并要求员工签收确认，既保证了保密制度向保密义务人公开，使员工知悉对企业所负有的保密义务，又能够证明员工确实的获得、知悉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减少在发生争议时企业的证明责任。

三、基本案情
原告清华斯维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件公司”）是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2000年8月，软件公司研制开发出“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同月，该软件通过了由建设部科技司组织，深圳市建设局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2000年12月，软件公司制订员工手册，将包括技术开发的信息、源程序和目标程序磁盘文件，软、硬设计文件和图纸等作为商业秘密的内容，列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另外，软件公司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还同时与员工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承诺书。该承诺书约定：公司员工在劳动合同终止后的两年内，本人不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或帮助他人在与软件公司竞争的领域内使用秘密，不直接或间接地劝诱或帮助他人劝诱企业内掌握技术秘密的职工离开软件公司。
1999年4月，被告陈某受聘进入软件公司。后担任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开发和档案管理工作。2000年2月，被告钟某受聘进入软件公司，负责技术开发工作。2000年6月，陈某、钟某与软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深圳市建设局出具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证明，陈某、钟某均是软件公司“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的主要研制人员。
2001年5月，陈某、钟某从软件公司辞职，同年7月，陈某、钟某受聘进入搏拓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信息公司”），分别担任市场总监和销售经理。同年，信息公司开始研制开发“砺腾工程量”软件，陈某、钟某参与了该软件的研发工作。“砺腾工程量”软件开发成功后，信息公司进行了市场销售。
后软件公司以信息公司、陈某、钟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查明被告的“砺腾工程量”软件是否侵犯了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的商业秘密，法院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双方的软件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所使用的建模方式、方法技术为非公知信息；陈某、钟某、信息公司的“砺腾工程量”软件所使用的建模方式、方法技术与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相等同；且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关于软件创造性和技术的合法来源的举证不足以说明其是通过公知领域获得该项综合技术。

四、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软件公司所主张的软件技术属于技术信息，根据相关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书可知该软件在建模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为非公众信息，能够为软件公司带来经济价值，具有实用性；且软件公司建立了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采取了保密措施，因而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软件在建模的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已认定软件公司和信息公司的软件在建模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是等同的，而陈某、钟某曾是软件公司软件的主要研究开发人员，后才成为了信息公司的公司员工，因而应当认定陈某、钟某与软件公司软件中的上述技术有接触的条件。由于陈某、钟某和信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技术来源的合法性，因而可认定陈某、钟某违反约定和软件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信息公司明知陈某、钟某是软件公司上述技术的主要研发人员，在研发同类软件时，仍使用陈某、钟某所掌握的商业秘密。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在行为上有意思上的联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陈某、钟某、信息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软件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赔偿软件公司的经济损失16万元，三者承担连带责任。
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等。软件公司则表示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于案情的认定上与一审基本相同，认为三上诉人构成对被上诉人软件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并认可一审法院所采取的定额赔偿方式，即根据陈某、钟某、信息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软件公司商业秘密的价值及软件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花费的成本等因素酌定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分别赔偿软件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5万元、6万元，三方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软件公司曾制订员工手册发放给员工，其上将包括技术开发的信息、源程序和目标程序磁盘文件，软、硬设计文件和图纸等作为商业秘密的内容列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并且软件公司还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与员工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的承诺书。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在制定了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后，是否还有必要编制专门性的保密手册（或在员工手册里涵盖保密内容）发放给员工呢？
在之前的案例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敦促员工遵守本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员工发生效力，还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可知，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须经过民主的制定程序，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向劳动者进行过公示的，才可作为企业用工管理的依据，并在发生争议时为法院所认可。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制定有保密管理制度，但未经民主程序制定或未经公示的，就无法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而企业要表明已将保密制度公示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为将保密制度印成保密手册，或是将保密制度涵盖在员工手册里发至员工的手中，并要求员工签收确认。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保密制度、保密手册向保密义务人的公开，员工能够清楚的了解其对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又能够证明员工确实的获得、知悉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减少在发生争议时企业的证明责任，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综上可知，企业制定完善的保密管理制度，并将该制度及其他与保护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以员工保密手册的形式发放至员工手中，对于员工的“知情权”，企业保密工作的开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论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赵华栋


强制保险又称法定保险，是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特定的义务主体必须投保某种险种，特定的义务主体必须开办相应的险种业务的一种法律制度。强制保险分为商业强制保险和社会强制保险，本文所讨论的为适用我国保险法的商业强制保险。
一、我国现行强制保险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我国《保险法》中有关强制保险的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同时，对强制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理实行审批制。《保险法》第107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二）我国行政法规中有关强制保险的规定
现行有效的关于强制保险的行政法规主要有2006年3月21日发布，2006年7月1日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1951年4月24日发布，1951年6月24日实施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是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条例》明确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各项原则、保险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以及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条例》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既考虑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能力，又充分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鲜明的特点。突出“以人为本”、体现“奖优罚劣”、坚持社会效益原则、实行商业化运作。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凡持票搭乘国营、或专用铁路火车之旅客，均应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其手续由铁路管理局办理，不另签发保险凭证。旅客之保险金额，不论席座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系指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由路局核算代收汇缴保险公司。除外责任有：甲、疾病、自杀、殴斗或犯罪行为而致死亡或伤害者。乙、失踪者（但因车辆失事或意外事故而致失踪者，不在此限）。丙、因无票爬跳车而致死亡或伤害者。丁、有诈欺行为意图骗领保险金或医疗津贴者。
（三）其他有关强制保险的规定
1、《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规定：“旅行社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2、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意见》中，有的委员建议增加核电站等单位实行强制保险等内容。
3、《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称“实行单位消防安全强制保险制度，鼓励保险公司介入消防工作，利用市场经济机制调节火灾风险，同时从保险公司的保费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备有油类记录簿。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
5、《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四十四条 煤矿企业必须为煤矿井下作业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7、正在修订中的《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　国家建立船舶强制保险制度。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参加船舶碰撞第三方责任、旅客意外伤害赔偿责任、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等保险的船舶，其所有人必须取得相应的保险文书或者担保证明，并随船携带其副本，接收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船舶强制保险、海上打捞基金的管理规定，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船舶安全、防污染的强制保险规定，参加相应的保险，并取得规定的保险文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载运危险货物的国际航行船舶，按照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凭相应的保险文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由海事管理机构出具表明其业已办理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船舶保险的证明文件。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私营客车保险期满后发生的车祸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请示的复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１９９２）１１１号关于私营客车保险期满后发生的车祸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四川省财政厅、交通厅、保险分公司、人寿保险公司８９字第５６号文件批准实施的《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规定，旅客乘坐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营运的客车，均应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投保的形式是旅客购买由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客运票，车票注明“内含保险费”，保险公司不再另行签发保险凭证。客票中所含保险费由公路客运部门代收汇缴保险公司。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属法定强制保险，旅客购买车票经验票进站后，或者中途上车购票后，即为投了意外伤害险，至于公路客运部门（或私营客车车主）是否向保险公司汇缴保险费，并不影响保险责任的发生。你院请示的问题，符合上述情况，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至于私营客车不按规定投保，保险公司有权依有关规定要求私营车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有关损失，你院也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二、关于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三点建议
（一）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的强制保险制度在立法的范围、覆盖面、开发的险种、监管制度方面都比较落后。德国有120多种强制保险，几乎涉及所有公众领域。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强制保险法律制度对于中国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明确要求“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安全生产责任、建筑工程责任、产品责任、公众责任、执业责任、董事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业务。在煤炭开采等行业推行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在高危行业、公众聚集场所、境内外旅游等方面推广。完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探索通过专业保险公司进行规范管理和运作。进一步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通过试点，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推动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以此为依据，根据保险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建立强制保险法律制度是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的应有之义。
（二）修改现有法律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定
目前仍在执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依据是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发布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该强制保险是由铁路部门主管和具体办理，票价中有2％属强制保险费，出现事故一律只赔两万元。从制定之初到现在除了依据1992年4月30日《国务院关于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问题的批复》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由一千五百元提高到两万元外，并未进行过任何修改。尽管当时已经认为《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是原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发布的，很多内容已不适应现在的实际情况，并要求铁道部尽快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修改，并报国务院审批。但是该法至今依然。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和制定之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规定明显不符合实际需要。如该法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而该主体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为中国人寿和人保财险之后早已经不存在。旅客之保险金额，不论席座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人民币两元。该规定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动辄几十万的赔偿数额差距悬殊，并因此在实践中引发很多诉讼。这一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保险金额等应尽快作全面修改。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设定制度
依据《保险法》规定，强制保险须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设定。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当时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全国保险业只有3家公司，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保险公司不注重市场营销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公关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文推销商业保险，实务中，有的甚至认为保险是变相乱摊派、乱收费的一种。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保险法严格限制了强制保险的权限，这对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中外资保险公司约100家，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保险在处理突发事件，稳定社会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作用认识的加深，仅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显得过于严格，在实务中早已被突破，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台前，全国有26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政府规章及其他形式实施了这一强制险，又如，目前，有的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要求对一些公众营业场所实行公众意外责任强制保险，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此外，有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了强制保险，有的是在办事程序中通过必须出具保险凭证，则事实上实施了强制保险。鉴于我国目前各地和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应该考虑通过试点、总结实践经验进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设定制度。有观点主张把确定强制保险权授予保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发布规章，究竟是否可行，应该通过实践检验，同时也应该防范保险监管部门权力的无限制扩大和防止引发保险公司新的不正当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