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
第136号
《贵州省企业信用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11月30日省人民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陈敏尔
2012年12月30日
贵州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增强企业信用和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规范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活动，推进社会信用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信用信息是指企业身份基本信息、企业守信信息和企业失信信息。
第三条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遵循合法、客观、准确、及时和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四条省人民政府建立贵州省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成员单位，协调解决全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建立贵州省企业诚信信息网，负责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和管理工作。
贵州省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下称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是企业信用信息的提供单位，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提供本系统全省范围内的企业信用信息，并可以公开其职责范围内的企业信用信息。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当加强企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第五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标准、内容、方式等，由联席会议确定。
第六条贵州省企业信用信息建设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建设内容，经费预算列入本级政府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七条企业身份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获得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信息;
(二)年检、年审等监督管理情况信息;
(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主要经营管理者、企业投资人等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
(四)企业经营管理信息、财务信息;
(五)企业的其他身份基本信息。
第八条企业守信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产品或者服务质量良好的信息;
(二)银行信用良好的信息;
(三)纳税信用良好的信息;
(四)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省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信息;
(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国家或者省级各类认证的信息;
(六)企业的其他守信信息。
第九条企业失信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因违法行为未通过专项或者周期性检验的信息;
(二)在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中，企业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的信息;
(三)拒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裁决、行政复议决定的信息;
(四)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经济犯罪被刑事处罚的信息;
(五)企业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而未参加或者企业被依法认定拖欠社会保险费、职工工资，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信息;
(六)企业严重违反环境保护、价格法律、法规、规章的信息;
(七)已在银行信贷中存在的失信信息;
(八)企业偷税、逃税、骗税、抗税的信息;
(九)挂靠或者出借、出让企业资质被查处的信息;
(十)企业的其他失信信息。
第十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当及时更新企业信用信息数据。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每月初前5个工作日内将更新的电子数据提供给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没有新的企业信用信息的除外。
第十一条企业可以通过提交书面材料或者电子数据等形式主动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申报企业信用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应当对企业主动申报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审查并及时更新。
第十二条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应当完整保存企业信用信息原始数据，不得擅自更改、删除。
第十三条依法应当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由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主动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在公开企业信用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审查。
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对企业信用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申请获取企业信用信息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代为填写申请。
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二)申请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的内容描述;
(三)申请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的形式要求。
第十五条对申请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企业信用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公开或者该企业信用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收到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答复期限内。
第十六条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认为申请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十七条依法征集的企业信用信息按以下期限公开：
(一)企业身份基本信息、企业守信信息公开至企业终止之日满3年;
(二)企业失信信息公开至失信行为被公开后满3年。
企业主动申报的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从其约定。
第十八条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或者公开单位发现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应当及时进行核实并予以修正。
第十九条企业认为公开的信用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可以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提出请求核实的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
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应当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与实际情况一致的，书面答复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应当及时予以修正。
第二十条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可以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反映。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应当按照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在对不一致信息进行核实期间，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暂停公开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贵州省企业诚信信息网免费查询、使用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十三条在行政管理、资质认证认可、表彰评优、资金扶持、征信评估等活动中，应当充分使用企业信用信息。
第二十四条企业可以向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申请出具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报告可以载明企业身份基本信息情况、企业守信信息情况、企业失信信息情况。
第二十五条对同时具备第八条第一、二、三项以上的守信信息内容，并且没有第九条任何一项失信信息的守信的企业，给予以下鼓励：
(一)在资质认证认可、表彰评优、资金扶持、落实国家优惠政策等活动中，给予优先安排;
(二)向社会公开企业守信情况;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鼓励措施。
第二十六条对具有失信信息记录的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不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关荣誉称号;
(二)向社会公开企业失信情况;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七条行政机关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可以综合考虑企业的信用状况，适当调整监督检查的频次和内容。
第二十八条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更新企业信用信息，未及时处理不一致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企业信用信息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九条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单位未依法公开征集到的企业信用信息，未及时处理不一致信息的，由行政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条在使用和管理企业信用信息过程中，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企业申报虚假信用信息的，记入企业失信信息，并予以公开;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申报企业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和公开单位应当主动接受监督。
第三十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征集、公开、使用、管理企业信用信息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对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公开、使用及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
高一飞*
[内容提要]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失去了在普通程序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很多权利，那么，简易程序是否是正当的程序，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作者从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背景、诉讼效率意义、实体公正结果三个方面论证了简易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 简易程序 程序正义 诉讼效率 实体公正
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刑事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理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根据简易程序起诉的案件不能移交给严格程序审理，被告人不能选择陪审团人员，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它表现为程序的简化或者省略。在正因为其程序具有简易性，被告人在普通程序中的很多权利同样被简化，所以对其存在的价值进行解释和论证很有必要。
一、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
程序正义的内容在学术界的很多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陈瑞华博士认为，在程序正义因地区文化传统不同而争论不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公约所确定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来确立。认为程序正义的内容将会不断的发展，但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程序参与原则。包括：所有诉讼参与人亲自参加、始终到场；这种参与是有意义的；这种参与是充分有效的；参与者能受到人道对待，具有人性尊严。2．中立原则。包括：裁判者与案件无牵连；裁判者不谋求争议利益；裁判者不对参与者存在偏见。3．对等原则。包括：参与各方机会、手段平等；法官应对各方的意见予以平等关注，并充分考虑其观点。4．理性原则。包括：据以判决的事实须经合理证明；裁判之前必须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庭调查和采纳的所有证据为根据。5．程序自治原则。包括：裁决须在全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形成；裁判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裁判须以参与者全部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6．程序及时原则。包括：审判不能过于匆忙；审判也不能过于急速。7．程序终结原则。即裁判应当具有稳定性。
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提高效率不能以过于急速、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他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正义至上的原则不可动摇。尽可能选择适当的形式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简易程序正好能把效率与正义结合起来。除了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这一点符合正义的要求以外，诉讼过程的正义也是简易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理由。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各个方面完全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国际标准。
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即程序即时原则。所谓程序即时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既不能过于快速，又不能过于拖延。过于缓慢的诉讼使程序正义难以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适当的关注，他们往往会产生受忽视的感觉；而且拖延会使法官难以向程序参与者各方就裁判结论作出合理性证明，他们在说服控辩各方从心理上接受裁判的合法性的正当性方面产生困难。 因此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害人、被告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加即时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这正是刑事诉讼人权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简易程序符合正当审判程序的最低程序要求。审判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 作为审判具有以下基本的特征；1．程序启动的被动性主要表现在审判程序的发生必须基于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公民个人合法有效的起诉，不告不理，无起诉即无审判。2．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法官不能参予到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只进行导中裁判。3．审判过程的民主性。即控辩双方能在公开的法庭中有效的参预审判过程、影响裁判的结果。4．对案件的处理具有终局性。现代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等腰三角结构，即双方当事人居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端，平等对抗，裁判者在其上居中决断。在刑事诉讼中，其基本的要求是审判中立、控辩平衡。简易程序具备了以上审判的基本要素。首先，从程序的启动来看，简易程序也是在控诉的前提下，因控方的要求而启动的。起诉程序绝对不能简化。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处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个法案，它就予以解释。简易程序中对有此庭前程序可以简化，但是法官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检察官或者公民个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它不会主动去追究某一个的的刑事责任。其次，在简易程序中法官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它根据检察官的请求使两方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使辩护权，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再次，从简易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它省略了或者是简化了庭审的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它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而简化的。因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是具备的。在简易程序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简易程序，都存在一个完备的正三角形结构的审判机制。
简易程序是以自治为前提的。各诉讼法都规定简易程序必须以诉讼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没有被告人的同意不能启动简易程序，而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也可以要求转化为普通程序。所谓程序是指解决案件的过程，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国学者卢曼曾经指出：“所谓程序就是为了法律性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相互行为系统。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出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更具有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正是这一缘故导致了程序这样一种特有的行为秩序的发展。” 程序的意义表现为它能够保证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正义；又能使选择的实体结果更具理性。 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在“对席的辨论”和“中立的裁决”的基础上进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尽量说服法官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往往只是被放在当事者与法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以考虑。实现法律的正义被认为是法官的任务，法官要求说明介入双方辩论、决定论据等权限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种种措施、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反驳等相互作用必须在法庭上在法官的面前展开。也就是说当事人与法官在垂直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形成控、辩、审三方的正三角诉讼结构。这一种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的认罪，实际上，从程序的最初阶段，国家就必须对自已的控诉行为提出合理理由，即案件的开始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政府官员不可能用普遍撒网的方法取证以证实某一个公民是否有罪，只有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曾涉嫌某一犯罪时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权力”。同时，“国家不能未经证明就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对他们处以刑罚。不论被指控的人所犯罪行的细节有多么微小，国家都要花费代价（经常是相当大的代价）证明每个罪行和每个细节符合犯罪的条件”。 但是，简易程序与国家的举证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简易程序中否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在仅有程序简化的情况下，质证的过程并没有简化；在辩诉交易中，程序展开以被告人的认罪和同意为前提。二者都并没有排除控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同时也是在当事人之间在水平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无论提出请求还是展示证据即使首先是针对法官的。“如果没有这种对席辩论的方式就没有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司法在今天必须达到的一般准则。” 当事人之间的作用是诉讼程序的中心部份，这既可以由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这一理由来说明，也可以由对自己权利和处分是自由的这一理由来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体现了诉讼的自主，因而它是民主的。
简易程序并没有省略平等对席的辩论，它省略的是其它的程序，但是它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既有程序权利的自动放弃又有实体权利的馁协，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在地位平等、立场对立、权利对等的基础上完成诉讼。辩论规范反映了当事人在什么方向上解决的意愿。作为有拘束力的判决，其重要的问题是将对论予以判断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因此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定双方的纠纷。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决者在消极听审的前提下做出公正裁决。简易程序中法官的作用仍然体现了消极和中立。首先，在一般的简化式审判中法官听审之后象在普通程序中一样作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双方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完全的消极接受。其次，在裁决公正方面一般的简易程序中法官也是象普通程序一样做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简易程序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简易程序的诉讼效率价值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诉讼投入和诉讼和出的关系。投入在经济学上是投入的一定资本，也叫成本。刑事诉讼的成本或投入包括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人力，而且包括物力和财力。显然，耗费的时间与诉讼投入是成正比的，就如播种和收获一样，在短期内完成能够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减少刑事诉讼投入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减少诉讼中的投入数量；一是缩短诉讼的时间。刑事诉讼产生不出直接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收益，但是它获得的收益从伦理和精神的角度去评价是具大的。这些收益包括：秩序收益即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等等。总之他实现了秩序和自由。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本节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却不容置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没有设立简易程序的情况下，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按一种程序来处理的，不但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诉讼拖延，使一些简单的案件不能及时结案。刑事案件的重要复杂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对不同案件使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审判这一过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合理。
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效率意义在于：首先，它符合我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人类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目前，我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经济上的很多困难，是由于效率低下造成的。表现在法制方面，司法机关对案件久拖而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法律的使命在于对各种财富以及财富的交易行为给予公平的保护，然而，财富及其交易行为的公平保护相对于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使用与配置的目标来说，仅有前者是明显不够的。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确地将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作为一种社会目标，它决定着当代法律必须强化这方面的职能，把这一目标当作法律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不可能把全部资源用于刑事诉讼，在资源有限而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合理地配备司法资源，以求使更多的刑事案件得到适当的解决。其次，只用正义无法评价社会生活中某些法律现象，说明法的效益价值客观存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将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而将其他的法律价值作为其下位的价值。而当代法律价值观将效益与正义作为等位的价值来考虑。从理论上看，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同效益是有联系的，在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斯宾塞及罗尔斯等人的正义论中，都包含着些有关效益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正义无法准确地表达效益的内容。“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安排，必须为正义和效益双重目标为依据。例如，对火车排放火花的权利与铁路旁庄稼不受火花侵害的权利的安排，如果仅仅依公正来决定权利应授予哪一方，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或低效使用，而仅仅用效益作依据，则可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无补偿或不能足量补偿的侵害。” 这一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正义与效益是两个不能相互包含或代替的价值。如果有的案件用普通程序解决了，在不使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却使大量的其他案件无法解决或者没有机会解决，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合理的。再次，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依靠效益来实现。法律是权力机构运行的规则，而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是维护正义与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效益不仅为权力提供一套运作的机制；同时确保司法权力运行处于高效的状态，使正义能得以及时的实现。社会公正，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是黑暗的、令人沿有信心的社会，但是一个没有效益的会是一个落后的、没有活力的社会。
人们通过简易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地方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了整个刑事案件的1／3。而简易法院处理的占80％以上，简易法院的法官每年每人平均处理的案件有4624件（除了交通肇事、违法停车）。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每年处理案件的日数为216天，加起来约为1210小时，所以每处理一个案件在地方法院只需3．6小时，在简易法院仅需0．3小时,即20分钟处理一个案件。尽管根据案件的性质法院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都限定到了最低程度，但仍然保持了“对席的辩论、中立的第三者裁定”这一对正义的生产来说是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简易程序的适用，美国的刑事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
三、简易程序的实体公正价值
如何解释辩诉交易式简易程序中的改变事实和法律进行判决，这是我应当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各国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所谓正当的简易程序有些改变了法定的刑罚，有些不仅改变了法定的刑罚而且还改变了指控的罪名。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程序的正当性呢？下面我分而述之。
首先，从简易程序与刑罚适应的关系来看。在辩诉交易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会根据双方的协议或者法律规定的比率改变在普通程序中可能适用的法定刑，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刑罚适用上的改变呢？
以法律为准绳，在我国强调的是以实体法为准绳，即使在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中规定的发回重新审理的情况中有两处加上了“可能影响公平审判”的限制，可见如果不影响公正审判即使违背法定程序也并不导致程序性法律后果。而这里的所谓公正审判显然是指实体结果是否正确，可见在我国以法律为准绳更多的是指实体上的意义，而不是程序上的意义。实际上，现代刑事审判已经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过程，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所谓审判就是根据客观规范的有无作出判断，或对权力的存在进行公正权力上的认定。 审判不能作僵化的理解，首先审判是一种法官创造性的运用法律的活动，法官在审判中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机械的操作工匠，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首先要理解法律、解释法律、行使部分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法律作为裁判案件的准绳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非法律行为三种，但就某一具体纠纷来说，法律很难把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单独给予纠纷一方。从法律适用原则来看，审判必须依法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作为准绳的解释往往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法官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仅仅根据法律条文来看谁是谁非。 刑事案件中实体法的规范弹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非常大是有目共睹的。体现共性的法律条文与充满个性的案件不可能完全稳合，所谓依法判决只能是通过法律而又超过法律。“法律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确定的规则对官员和私人的指导，与各种可变的标准适用不同，这些确定的使用规则不要求他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作出全新的判决。” 但是“法律是什么”在我国确实是一个值得与流行的观点商榷的问题，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狄骥早就说过在立法职能成立以的社中社会中早就出现了审判职能。 法律作为规则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但是站在立法权至上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在法典法国家法官造法也不可避免，“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创立的法令这两个述语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或规范性的法规之上，并将那些意义仅在于处理某一具体案件或某一单一事实情形的法规排除在此概念的范围之外，看来是极为合乎需要的。” 立法的法实际上是动态的法。在上个世纪思想家们反复强调“无论是谁，要是他擅自解释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义，他就是把自己置于法律和全国人民之上”，“法官是宣布法律的喉舌，法律才真正的法官。” 但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批判，依法审判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与三权分立强调人民立法权威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实体法的内容必须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官的积极行为来完成，立法机关所依之法不完全是立法机关所创立的条文，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说：“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法律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而且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已经发现的犯罪事实”，“这些成文法是抽象的和一般的，在一件特殊的争执中还必须加以解释，认为可以适用然后才能实行，因此即使法规、宪法或规则在判决争执的司法程序中还必须经过对习俗和前例的审查以排除和吸收。” 简易程序在尽可能保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时候并没有干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没有机械地去适用法律规定的罪名和刑罚，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简易程序与利益实现的关系来看。在简易程序中辩诉交易的争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也涉及到它是否改变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但赞同者认为辩诉交易可以产生比当事人主义的陪审裁判更为公平的结果实现个别化的正义，因为制订法规定的刑罚常常过分严厉，通过辩诉交易可以使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具体案件的各种特殊情况，另外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明确的有罪和明确的无罪属于黑白分明的以外，还有大片的刑事可罚性不太清楚的黑色地带，当被告人的行为处于该地带时，与其通过审判程序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倒不如通过辩诉交易获得一项折衷的判决。
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解释。波斯纳注意到了辩诉交易可能受到的两方面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是：其一，辩诉交易否定了被告人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课刑。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学者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如果刑事诉讼双方的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在此，波斯纳把放弃的权利作为一种投入，把因放弃一种权利而得到的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收益作为一种解释，从而使被告人自身行为中权利和效益统一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指被告人权衡利弊之后它所得到的权利大于其失去的权利。它是假定在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并且会明智地选择利益较大的前提之下的，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因此总的来说并没有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从控诉方及被害人的利益实现来看。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有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重，因为检察官可能用辩诉交易节约下来的钱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利的案件。这是否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呢？波斯纳认为不会，因为这时被告人也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它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也许辩诉交易给人的直觉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减少辩诉交易呢？实际上诉讼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谈判和诉讼的相对成本，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程度，而这些因素与法官数量无关，因而法官的增加不会影响辩诉交易的比例，何况法官数量的增加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并且不增加法官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刑事审判侯审时间大幅度增加，被保释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下降，而审判前被监禁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增加（除非他们能成功地证明延迟审判侵害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由于诉讼的成本要比辩诉交易高，而这些成本的主要部份是由政府和援助性律师承担，而不是刑事被告人承担。尽管平均刑罚并不会由于其是否通过辩诉交易而受影响，但由于通过审判比通过辩诉交易更容易造成无罪开释或极严厉的刑罚，所以其科刑的变化幅度扩大，这就会对预期处罚成本产生附加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来解决案件，在实体利益上都是一种划算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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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OF THE SUMMARY PROCEDURE
Yifei-gao(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400031)
[Abstract]Three aspects are tackled: legitimiz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ssence of the legitimization in the author’s opinion lies In justifiable judgement and balance 0f the accusation and relevant existent mechanism.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summary procedure, the author believes,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fficiency legitimizatio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legitimatize rules that different cases are variable in applying different legitimatize procedure, and, it can also save a lot of cost of action.
[Key words]summary procedure justifiable judgement substantive justice efficiency of the legitim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