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
宣政〔2008〕10号
关于印发《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宣政〔2006〕98号）已于2006年10月16日起施行，通过一年多实践，原定的相关条文已不适应招标投标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招标投标市场管理工作，经研究决定，对《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宣城市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完善招标投标市场管理，规范招投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本级（含经济开发区）进行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土地使用权交易、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需要国家、省审批或备案的项目，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招标投标活动实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不得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它方式规避招标，不得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二章 招投标管理
第五条 市政府成立市招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市发改、建设、财政、交通、国土资源、水务、商务、国资委、卫生、教育、人事、监察、审计、法制办等部门为成员。管委会是全市招投标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对全市招投标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管理。
第六条 市招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管委办）是管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招投标活动监督管理和协调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拟定市政府出台的招标投标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监督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负责对各行业招标投标管理部门履行职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处理。
（三）负责协调处理招标投标活动中产生的争议和纠纷。
（四）指导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派驻市招投标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
（五）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标投标市场建立和管理工作。
（六）负责向市招投标管理委员会报告全市招标投标工作的重大情况，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依据。
第七条 市招投标中心是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的行政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开展市区（含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项目、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招标投标交易工作。
（二）依法受理和发布全市招标投标信息。
（三）负责拟定市招标投标有关工作制度和交易程序及办法，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收集和发布有关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建立评标专家库、投标人、供应商、中介机构和商品价格等信息网络，并负责管理和使用。
（五）负责市招投标中心日常管理及下设分中心的建设、管理工作。
（六）负责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咨询，提供交易场所及其它相关服务，维护交易秩序。
（七）按规定收取招标投标有关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代收代退投标保证金。
（八）负责对招标采购文件及有关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实行备案审查。负责招标采购交易项目登记、资质验审、合同备案，中标通知书的发放及业务档案的管理。
（九）配合监察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招标投标交易活动中产生的争议、纠纷的处理和协调。
（十）负责对各行业主管部门派驻招投标中心工作人员的考勤考核与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对各县、市招标投标工作和业务上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十二）接受市招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的指导与监督，完成市委、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和任务。
第八条 本市的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土地使用权交易、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招投标活动应当统一进入市招投标中心进行。
第九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市招投标中心设立监督管理室，受各职能部门领导。经各职能部门的授权，各监督管理室对招标投标市场的各类交易活动进行现场监督管理。各监督管理室基本职责是代表职能部门，分别对各交易分中心的交易活动实施执法监管。各监督管理室人员由各部门选派，组织人员关系不变。各监督管理室在管委办的统一协调下，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标后跟踪管理。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以及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进口机电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三）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财政部门负责。
（四）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五）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六）水利、交通、信息产业等行业和产业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分别由市水利、交通、信息产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七）列入本市重点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市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八）国有产权交易中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十条 市招投标中心应建立全市统一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各职能主管部门负责向市招投标中心及时提供系统内相关专家名册，为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土地使用权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各类评标活动提供评标服务的专业人员，专家库名册应报市发改委备案，专家库名单实行保密制度。
专家库中应满足本市招投标活动的各类专业的评标专家，省级以上专家库中的专家和外地专家在本市专家库中的比例应不少于三分之二。
专家库应具备异地抽取和随机抽取的条件。
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实行统一条件、统一管理、资源共享、随机抽取、管用分离的原则。
第十二条 评标专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客观公正。
（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熟悉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
（四）在以往的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活动中，没有因从事违法或不公正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不良记录。
（五）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第十三条 市招投标中心应加强对评标专家的选骋、培训、考核、评价和档案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和专家考核情况，及时对评标专家进行更换或者补充，实行评标专家的动态管理。
第三章 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
第十四条 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且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市招投标中心交易。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第（二）、第（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第十五条 下列土地使用权交易，必须进市招投标中心交易。
（一）经营性用地的出让。
（二）改变土地用途引起的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三）符合转让条件的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交易。
（四）政府以优惠、减免地价协议出让的土地使用权的交易。
（五）因土地抵押权实现而引起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六）法院判决用于债务清偿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七）其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公开交易的。
第十六条 下列产权交易必须进市招投标中心交易。
（一）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产（股）权或经营权、使用权。
（二）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股）权。
（三）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或其他企业国有产（股）权。
（四）国有企事业单位由于破产、兼并、租赁、重组等发生的产（股）权或经营权。
（五）其他依法允许出让、受让的国家、集体所有的产（股）权。
对法院判决用于债务清偿的原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转让及银行抵押权实现而引起的原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转让，对属于国有资产中的一些政府特许经营权（如广告发布权、车辆营运权）以及带有政府特许社会资源性的商品，均应进招投标中心交易。引导和鼓励非国有、集体产权进招投标中心交易。
第十七条 凡下列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采购活动，必须实行政府采购，进市招投标中心交易。
（一）列入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及的货物、设备、材料和服务项目。
（二）虽未列入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但超过规定的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设备、材料和服务项目。
（三）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项目中的重大设备。
要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管理，严肃政府采购计划编制，不断拓展政府采购的对象范围。
第十八条 下列项目采用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接受人的，应当进市招投标中心进行：
（一）政府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者的选择。
（二）政府投资或者政府融资项目的代建者和经营者的选择。
（三）道路、供水、电力、通讯等由国家垄断或者控制的设施或者产品经营权的选择。
（四）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的采购。
（五）国家资助的科研课题项目。
（六）其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进行招标的程序，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相关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条 招标项目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
第四章 招标投标
第二十一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应当公开招标。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适宜公开招标的，可以邀请招标：
（一）因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有其他特殊要求，以及受自然资源及环境限制，只有少数几家具备资格的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适宜公开招标的。
（三）涉及专利权保护的。
（四）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过高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公开招标的项目按规定实行邀请招标的，应当在发出投标邀请书的前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政府投资和政府融资项目的招标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方案等编制招标文件，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招标人对于售出的招标文件只能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四条 对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由市招标投标中心按国家有关规定在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统一发布。
第二十五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性质、特点和要求，认为确需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的，应当编制资格预审的条件和方法，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招标公告中没有载明预审后投标人数量和预审办法的，招标人不得限制达到资格预审标准的投标人进行投标。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或者依法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7日前，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格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第二十七条 招标代理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报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招标代理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存在隶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第二十八条 招标代理机构进入市招投标中心进行招标代理，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应的代理资格。
（二）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编标，评标的能力。
（三）在过去3年内的招标代理业务中，没有因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的不良记录。
（四）有招标人明确的委托协议书。
第二十九条 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下列行为：
（一）招标人在开标前向投标人泄露标底。
（二）招标人在开标前，私自开启密封的投标文件，或者将投标情况告知投标人，或协助投标人撤换投标文件、更改内容。
（三）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压低或者抬高投标报价。
（四）招标人向评标委员会成员暗示或者明示，使某投标人中标。
（五）招标人和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下列行为：
（一）一致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价。
（二）事先约定中标者，然后以此为报价策略参加投标。
（三）相互串通投标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开标、评标和定标
第三十一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地点招标文件中应明确指定在市招投标中心。
第三十二条 开标由招标人或招标人委托的代理机构主持，所有投标人或投标人授权代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参加，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公证机构应当参加。
第三十三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评标专家组成，成员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评标专家应当由招标人从依法组建的评标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随机抽取。技术特别复杂、专业性要求特别高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项目，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的专家难以胜任的，可以由招标人提出建议名单，经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进入评标委员会，并报管委办备案。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第三十四条 在同一次评审活动中，不能有来自同一个单位的评标专家。评标专家参加评审，间隔期不得少于3次，一年内参加评审活动不得超过4次。特殊专业评标专家较少的，不得超过6次。
第三十五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招标人发现并经核实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有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不能实施所中标项目等情形的，可以改变推荐顺序决定中标人，由招标人向招投标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市招投标中心汇同招标人、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决定中标人。
第三十六条 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前，应当及时将中标结果同时在市招投标中心公告栏及其他指定媒体上公示。中标结果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投标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有权向招标人和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质疑或者申请核查。管委办应及时协调招标人或者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收到质疑、投诉或者核查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7日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应当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市招投标中心和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招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招标范围。
（二）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体。
（三）招标文件中投标人须知、技术条款、评标标准和方法、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成和评标报告。
（五）中标结果。
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应和中标人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
第四十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
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性、非关键性工程分包给他人完成，并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
中标人和接受分包的单位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接受分包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招标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中标人将中标项目的某一部分分包给他人。
第四十一条 政府采购采取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方式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程序办理。土地交易和产权交易中采取拍卖、挂牌的，按国家和省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招投标活动具有法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应当对招投标活动实施全程监督检查。依法应当实施监督管理而未实施的，由监察机关对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追究责任。
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与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对招标、开标、评标和定标的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应当将招标方案、招标文件、招标公告、投标人资格预审情况、投标文件、评标报告、合同文本、质疑答复、投诉处理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存档。
第四十四条 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中标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服务，对重点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市招投标中心应予以配合和支持，并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予以公布。
第四十五条 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设立审批、核准、登记等涉及招投标的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参与或者干涉招标活动，不得违规收费。
第四十六条 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招标活动当事人的诚信记录和信誉评价制度，并及时将有关诚信记录提供给招投标中心，纳入诚信档案管理。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
第四十八条 市监察机关在招投标中心设立投诉受理点，其主要职责是：
（一）受理对招投标中心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行为的投诉。
（二）受理招标活动中的投诉、举报事项。
市监察机关应当及时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调查核实结果应通报管委办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招投标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依法必须进行招标而不招标的。
（二）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三）不进入招投标中心招标的项目。
第五十一条 招标代理机构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二）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第五十二条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
（二）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
（三）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和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情况的。
（四）泄露标底的。
（五）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擅自与投标人进行实质性谈判的。
（六）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或者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七）不按照招标文件与中标人订立合同，或者与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相互串通，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二）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三）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四）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第五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二）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情况、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第五十五条 中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不按照投标文件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或者与招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二）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的。
（三）违反合同或者未经招标人同意，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分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
第五十六条 对招投标活动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五十八条 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招投标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收入分配/财税法制创新/分配正义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引言
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已不仅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而且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过大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种状况将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1]在2010年、2011年“两会”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排在首位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在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问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质疑和反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这也是导致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维稳”压力不断增大的原因之一。从短期来看，权宜性的措施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远景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一般来说，在可供选择的路径或手段中，包括了经济、行政以及法律三种。其中，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能够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使得每个人都分配到更多的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各类主体的收入增加。这就属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的路径。利用行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分配的做法也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更早的年代里，通过行政配给来解决分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应该说，以上两种分配方式都具有其特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财富数量有限，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生产来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大量的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换言之，人们对分配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生产的关注。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则是对法律手段的忽视，在克服分配不公的手段上未能完成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因此，无论是现在已经着手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还是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应当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2]在诸多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制度中，由于财税法与作为财富分配手段的财政税收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其作用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财税法治与制度创新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财税法制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联系，能够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资源，与此同时，也为财税法的发展与创新设定目标。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价值探索
在经济学上，研究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民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初次分配，即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再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但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调节作用。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永恒的难题，原因在于分配的规则难以确定，而规则的背后则是价值的冲突。
（一）收入分配的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归纳
在人类的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可谓绵延不绝。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分配学说到近代西方经济分配理论，都明显体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关注。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指出，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在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全体居民均匀分配产品。[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主张实行平均的按需分配，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分配思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奠定了基础。[4]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爆发后的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逐渐有了务实的倾向。埃蒂耶纳·卡贝把平等理解为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平等。[5]德萨米认为，合理的平等应该是“实际的平等”，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按照需要来享受共同的产品。[6]圣西门的分配思想里开始出现了对平均分配的质疑和否定，提出了按照才能和贡献大小分配收入。[7]傅立叶也提出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才能进行分配。[8]欧文认为理想公平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9]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的核心是“平均”，这里既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贡献在于认识到分配差异过大的危害，而局限在于走向了极端的平均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极端平均的思想得到了纠正，而代之以“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要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理论的影响。“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恩格斯强调公平与平等的区别，指出公平分配并不意味着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分配遵循资本家按资本分配、工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准则，其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分配和平等分配出现了分歧。列宁把公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原则，肯定了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公平分配得以实现的前提。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把按劳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所采用国家调节、集中管理的模式来实践公平分配，在具有实践价值的同时，显然忽视了自由在分配中的作用，因而最终遭到失败。
在西方近代的经济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分配的目的旨在保障自由和权利。其中亚当·斯密和萨伊都强调自由与平等的同等价值，倡导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福利经济学认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但是其进步的一面体现在，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提出了“重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命题。罗尔斯主义明确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即公平”思想。他指出，分配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安排。在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的两个原则之中，差别构成了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认可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现代国家中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时必需的或是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11]
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与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上是一种民主化的分配思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尽管也提出公平分配，但是自由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通过对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分配理论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在价值的层面上，平均、平等、公平、自由、效率等若干价值要素的较量。
（二）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价值提炼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尽管一直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落后的分配方式尽管曾一度有利于经济恢复，却也隐含着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从1978年开始，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首先在农村被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的障碍，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收入，城市分配制度改革开始推进。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分配政策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分配政策的表述变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延续了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提出“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实践是沿着“平均－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路径展开的，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关系从“并重”的等量齐观到“优先”、“兼顾”的差别对待，再到“更加注重公平”。这既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也是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不断转换。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与制度中要寻找到使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与平衡能得以充分体现的“黄金分割点”。就目前来说，至少要做到要提高公平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即重视和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分配正义的内涵及其价值阐释
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无论是人类历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或理论还是我国收入分配的政策与具体实践，各类价值要素都在其中占据各自的地位。在这些价值要素中，“平均主义”显然是一种不够成熟或者仅在少数特定环境下才有意义的选择。相对而言，平等、公平、自由和效率常常成为令人们纠结的选项，原因在于这四种价值要素均内涵于正义的理念之中，并具有与之复杂的联系。例如，平等往往构成人们衡量是否正义的最直接的感受。自由甚至被视为是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12]不仅如此，自由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具体化为基本人权的内容。“在当今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法律都承认了公民的某些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权利、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和缔结合同协议的权利。上述权利往往得到宪法上的保护。”[13]当然，自由作为正义的内涵之一也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14]效率在正义的内涵中也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效率与正义从根本上讲不是相对立的价值。归根到底，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公平最能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而是最有效率的，非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不公平归根到底是低效率的。”[15]但是无论正义的内涵与构成多么复杂，它在实践中的最终表现为两类价值的冲突。如果用分类的研究方法来看，在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之中，平等和公平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以构成一类“价值组合”，它们往往依赖外在的力量干预才能达到。[16]而自由和效率也具有同质的一面，可以构成另一类“价值组合”，它们主要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从机制上来说，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协调方式只能是法律制度。可见，两类价值组合必然基于法律这一协调机制而融合成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形态，即正义的价值。而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曾把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并指出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17]在两类价值组合中，自由和效率更倾向于交换的正义，而公平和平等的正义更倾向于分配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显然具有对交换的正义进行矫正的效果。
正义作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需要具体的价值要素来支撑和实现。这些支撑性的价值要素所处的地位是决定正义如何体现的关键。上述两类价值组合都曾被认为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或最高价值，这说明两类价值组合都具有其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正义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修正，学者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因此，正义的内涵无非就是根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两类价值组合的权衡。但是“正义秉性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相反，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构成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遵守不同的正义规范的共同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定了正义规范性内容的范围。”[18]这就决定了正义的内涵需要通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来表达和实现，而这种社会机制就是法律。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历史上各学派争议不断，但是在收入分配的特定场景之下，“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机制中去把握。这样，正义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相对的无法确定，它犹如一道阀门或过滤器，处在社会的治与乱、国家的兴与衰之间，决定着国家权威的凝聚和流失。”[19]
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贫富分化的趋势也愈加严峻。以效率和自由的价值组合作为收入分配的正义内涵显然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中，效率和自由在正义内涵中的地位处于下降，而平等和公平的价值组合作为正义内涵的地位正在上升。故作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基本价值与目标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应该是强调平等和公平的正义规范性，并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与自由和效率均衡的状态。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公平价值的严重忽视，这一问题已经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偏离了正义的要求。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应该是重新评估我国收入分配中分配正义的内涵构成及其位阶，提高公平价值在分配正义中的权重。
二、财税法的分配正义观
作为价值范畴的概念，无论分配正义的内涵多么丰富和复杂，从实践的需要来说，分配正义必须是可以具体化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分配正义必须具有客观和确定的标准，这种标准表现为适合一定经济与社会客观条件的价值构成。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要追求的是强调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也就是“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正义观。只有在这一理念指引之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当性依据。同样，作为现代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法也在寻找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就中国财税法而言，这一探索经历了法律部门从综合到相对独立、学科体系从建立到趋向完善的过程。
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现有的部门法，而是一个采用独特划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与现有部门法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财税法学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正趋于完善。正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财税法摆脱了“征税之法”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诸多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
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财税法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律子系统。可以说，既是治国安邦的“为官之道”也是保护人民的“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应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依照法律掌控好政府的“钱袋子”。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