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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财会部


中国工商银行财会部信用卡部关于印发《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6年5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财会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会计处、信用卡处，计划单列市分行信用卡部：
为进一步加强牡丹卡业务管理，完善牡丹卡业务监督机制，保障牡丹卡业务健康发展，总行制定了《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行要提高对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的认识。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是加强业务管理，规范业务行为，健全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差错，防止事故和经济案件发生，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各行要加强《办法》实施过程中的领导，保证《办法》的顺利执行。
二、为保证《办法》的贯彻执行，根据《办法》的规定，各发卡机构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事后监督人员，事后监督人员的素质要符合《办法》的要求。有条件的发卡机构应成立单独的事后监督部门，暂不具备条件的发卡机构也要配备专职的事后监督人员。
三、各发卡机构要按照《办法》规定的监督范围、要求、内容和方法对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督。业务量大、确难做到上述要求的发卡机构可将一部分事后监督业务分散到各业务部门，换人监督。
四、总行准备开发全国统一版本的牡丹卡事后监督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将独立于目前的牡丹卡业务系统，使牡丹卡的事后监督真正做到前台业务和事后监督严格分离。在该系统开发完成以前，使用总行统一版本牡丹卡应用系统的发卡机构可使用目前该系统中的事后监督子系统，对前台输入凭证进行监督，对无法使用计算机监督的部分采用手工监督。
五、各发卡机构要根据《办法》，合理安排劳动组织，改进内部操作环节，简化柜台重复工序，对现行的前台记帐程序可做相应的修改，把复核记帐方式改为单人记帐方式。
六、各发卡机构要把执行《办法》同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业务行为结合起来，使牡丹卡的业务管理再上一个新台阶。
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要根据《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辖内实施细则。各发卡机构要根据实施细则制订事后监督的具体步骤及操作流程，使事后监督规范化。
八、各省（区）分行要加强对辖内发卡机构执行《办法》的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办法》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法》顺利贯彻执行。
九、执行《办法》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总行信用卡部反映。

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暂行办法

为加强牡丹卡业务管理，规范业务行为，保证牡丹卡业务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防范风险，促进牡丹卡业务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发卡机构是指经总行批准发行牡丹卡（包括牡丹信用卡、牡丹国际卡、牡丹专用卡、牡丹智能卡、牡丹取款卡等系列产品）并办理牡丹卡业务的机构；本办法所指牡丹卡业务是指牡丹卡的资信审查、会计核算、授权、止付、透支追偿、机密机具管理等业务。
第二条 牡丹卡业务的事后监督是对牡丹卡业务的处理依据、处理手续和处理结果进行事后全面复审检查的重要监督制度；是进一步防范重大经济案件发生的监督保障系统；也是规范牡丹卡业务行为的根本措施。
第三条 牡丹卡业务的事后监督应按照“前后分离、范围全面、方法灵活、制度灵密”的原则进行。
第四条 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的基本任务是：
（一）通过对已完成的牡丹卡业务的资信审查、会计核算、授权、止付、透支追偿、机密机具管理等业务进行审查监督，规范业务行为；保证处理依据合法有效，处理手续符合规定，处理结果真实可靠，资金收付正确安全；
（二）发现并纠正会计核算和业务操作过程中的各种差错，揭露各种违章、违纪、违法等事件，防止风险损失的发生；
（三）监督牡丹卡业务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针对存在问题，积极提出改进建议，提高防范差错、事故和经济案件的能力。
第五条 所有发卡机构，其牡丹卡业务必须实行事后监督。业务延伸机构的事后监督办法由管辖发卡机构制定。

第二章 监督范围及要求
第六条 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范围包括：资信审查、会计核算、授权、止付、透支追偿、机密机具管理等六个方面。
第七条 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要求如下：
一、资信审查
申请表的项目完整，资料齐全，内容真实。申请人符合条件。
二、会计核算
1．会计凭证（包括专用凭证、自制凭证、机构凭证）的基本要素齐全，处理手续正确；
2．总帐核算与明细帐核算核对相符；
3．利率使用及利息计算正确；
4．联行凭证进出口核对无误，不压单，查询查复迅速，往来对帐正确，资金清算及时；
5．空白重要凭证和抵（质）押物纳入表外科目核算，科目使用准确，帐实核对相符，交接手续严密；
6．特殊交易有据可查，手续完备。
三、授权业务
索授权真实准确，记录完整。
四、止付业务
止付等级审批严格，增删处理及时，止付范围确定恰当，止付名单传输核对准确。
五、透支追偿
透支资料齐全，追偿记录清楚，追偿及时，方法适当。
六、机密机具管理
黑盒子、编密机使用正确，管理严密。

第三章 监督内容及方法
第八条 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根据不同的监督内容分别采用计算机监督和手工监督，定期监督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监督内容及方法如下：
一、资信审查
每天随机抽取已开户的两张以上的申请表，并检查和监督：1．申请表填写项目是否清晰、完整，有关资料是否齐全；2．电话核实申领人、担保人单位及家庭地址是否真实；3．审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4．已打卡种类与批准领卡种类是否相符；5．抵押担保是否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质押凭证是否向签发单位确认了凭证的真实性。
二、会计核算
（一）会计凭证。每天检查：1．凭证要素是否齐全；2．牡丹卡专用凭证超过交易限额的，是否有授权号；3．抽查两份（含）以上的汇计单，检查其手续费率与协议书签订费率是否一致；4．自制凭证是否有合法依据，编制是否正确；5．转收、转付凭证及单位卡取现凭证是否符合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次日将前台录入的凭证采用联机方式录入，逐笔检查与前台录入凭证数据是否一致。
（二）总分核算。每天检查：1．科目日结单与所附凭证的笔数、金额是否相等；2．总帐、分户帐的余额、积数是否相符；3．总帐与分户帐、联行往来帐报告表、出纳现金登记簿和现金结数表相关内容是否相符；4．日计表各科目借、贷发生额是否与科目日结单的借、贷发生额相符，日计表发生额借、贷方合计和余额的借、贷方合计是否各自平衡；5．帐、表、科目日结单的签章是否齐全。
（三）利息计算。每天检查：1．持卡人用作质押的定期存单是否按规定的期限使用相应利率；2．在还贷还息清单中抽查不同利率档次的三笔还贷还息业务，看其利率及利息计算是否正确。3．特殊交易清单中有调贷起日或计息积数记录的，是否有相应的合法凭证。
（四）联行、分行辖内往来及代理行往来业务。每天检查：1．联行、分行辖内往来和同城票据进出口的借、贷凭证以及电报是否全部真实地纳入核算；2．联行往来和电子汇兑清单信件与往来帐报单份数、查询查复书份数是否有有关人员核对的签章；3．通兑业务清单是否与储蓄部门提供的清单相符；4．非特约单位大额结算手续费是否与相应转帐凭证相符。5．ＰＯＳ业务。（1）与储蓄所的对帐有无对帐人员签章；（2）根据代理行划来的储蓄所使用ＰＯＳ的凭证按所勾对ＰＯＳ清单，检查资金清算是否及时，有无重复入帐或未记帐的情况发生。每月检查：1．查询查复登记簿处理是否及时，分行辖内往来（包括同城行处往来）及代理行往来对帐有无对帐人员签章；2．ＡＴＭ库存数有无业务主管人员查库的签章。每月不定期抽查一次联行往来和电子汇兑清单信件与往来帐报单份数、查询查复书份数是否一致。
（五）空白重要凭证和抵（质）押物。每天检查：1．机打作废卡实物与其表外登记簿是否一致，收回的作废卡是否已打洞或剪角；2．表外科目有关凭证、清单、登记簿的内容是否一致。每月检查：空白卡、已打未发卡、作废卡、过期回收卡、空白凭证、抵（质）押物品、定期存单等登记簿有无有权人定期检查的签章。不定期检查各种空白卡、空白重要凭证是否帐实相符。
（六）特殊交易。每天将大机产生的特殊交易清单或微机产生的操作修改记录档案逐笔勾对，检查交易是否有凭证，凭证是否真实，审批有无有权人签章，手续是否完善，修改前后内容与审批的要求是否一致。
三、授权业务
每天检查：1．脱机授权后次日是否有补授权的签章；2．有异地大额授权单的是否有主管人员签章，是否有保证金划转凭证，异地授权的保证金划转凭证与异地大额授权单是否相符；3．经发卡行授权同意异地卡在本地挂失的，检查止付登记簿是否进行了本地止付；4．用于委托总行代行处理的授权限额表的设置和修改是否有有权人签字。
四、止付业务
每天检查：紧急止付是否符合条件，有无有权人签章。每旬检查：1．正常止付是否符合条件，有无有权人签章；2．将止付登记簿与有关部门提供的止付清单核对，检查过期卡、截获的止付卡、挂失后又找回的卡是否及时进行撤销止付的处理；3．止付名单回传后，对勾对出的差错是否有已处理的说明；4．挂失手续费是否与挂失申请书的份数相符。
五、透支追偿
每天检查：是否打印违章透支户清单，有无追偿记录。每月检查：对透支款的追透方法是否恰当。
六、机密机具管理
每天检查：对打印出的黑盒子错误代码和错误日志是否进行了分析处理。每月检查：黑盒子、编密机，Ａ、Ｂ参数及有关文件的使用和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第四章 人员配备
第九条 各发卡机构应根据业务量大小配备一定数量的事后监督人员。
第十条 牡丹卡业务事后监督人员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思想品质好，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热爱本职工作；
二、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三、熟悉牡丹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办法及有关规定的本行正式职工，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具备较强的检查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五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牡丹卡事后监督应建立监督人员的岗位轮换制度，事后监督人员应定期轮换，确保监督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
第十二条 牡丹卡事后监督应建立事后监督业务与柜台业务分离制度。事后监督人员不得参与会计核算、授权等前台业务的替岗顶班，不得签发、编制各种会计凭证；不得接管密押和各类重要印章；不得以任何理由替经办人改错。事后监督人员因故暂时离岗，不得抽调其所监督业务的经办人代理事后监督工作。
第十三条 牡丹卡事后监督应建立事后监督业务系统维护审报制度。前台业务系统的维护人员不得参与事后监督系统的维护，如条件不具备，应建立请求维护审报制度。由事后监督人员提出系统维护要求，填制审报单（见附件一），经有权人批准，再由维护人员进行系统维护。
第十四条 事后监督人员必须按规定的监督范围及要求、内容及方法，严格监督核对，并将工作情况详细记录事后监督日起（见附件二）。发现问题，立即查明，监督纠正，并写出事后监督报告。对重大问题和疑点要立即报告有关领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事后监督人员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因工作失职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负连带责任；发现问题故意隐瞒不报或袒护作案人的要从严处罚。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应根据本办法制定辖内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1996年7月1日起执行。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