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周永坤
一、陷入困境的信访
信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虽然外国也有与中国的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例如法定的行政中介人制度、俄罗斯的投函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但是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发端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依应星的研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阶段，二是1979年到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阶段，三是1982年至今的阶段,[1]这大致是可取的。1950年代，在传递社会信息与解决纠纷的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信访是一个有用的制度，它表达是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同时是官员凭新理念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高度灵活与随意的制度。在一个缺乏起码民刑法律与宪法的动员型社会中，它几乎是唯一的、自然的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治斗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是政治权威利用民众清除政治对手的制度，它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告密行为。第二阶段的信访是大乱以后社会调整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它的功绩是为成千上万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平反和为文革中受到冲出的人们陈情昭雪。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司法的权威严重不足，信访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代偿功能便得到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它明显地具有临时性、权宜性。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大量法律的制定与法院制度建设的加强，法院在中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信访制度一度开始弱化。[2]
前两个阶段信访生存的社会条件是单位社会，在一个单位社会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社会，由于单位领导对下握有经济与政治的全权，加上人们的利益主要来自权力的分配，人们产生纠纷的概率不高，且大量的纠纷在单位内就消化了，法院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那个时代里我国社会的低诉讼率就是证明。1980年代中叶以后，单位社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组织严密的单位社会解体；接着是城市的改革与大量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破产与转制、个体经济的放开与外资的引进使城市的单位也随之大量解体。单位的衰落导致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逐步解体，与此相应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这是一个宏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
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单位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是纵向服从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而在契约社会中人们的基础性关系是平权的关系，是权利关系。由此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同时由于力量的不平衡，许多矛盾被权力所掩盖：在那样的社会情景下，除了权力对弱者的道德同情以外，弱者没有办法与它讲理，所以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因此外化出来的纠纷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起码理应如此），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给提高法院的权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我国法院的权威在1980年代中叶前后是1949年以来最崇高的。[3]
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法院地位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是社会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各类的非司法机关而非法院——我们的许多纠纷是法院不予受理的：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压力下和非诉讼制度利好的引诱下纷纷走向非诉讼的机关。[4]这样，随着199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社会纠纷大量拥向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的制度回应就是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甚至法院也不能例外。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不唯如此，通过信访机构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信访机构事实上取得了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的角色，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极端的就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所谓的“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次级”机构的明证——法院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当事人通过信访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甚至在种种司法外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作出与自己先在的判决不一致的判决。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当事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访启动高于法院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法院判决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终性被打破。[5]
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在组织上的反应就是信访机构的行政级别普遍升格，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
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将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因为信访的产出往往是非制度性的、甚至是反制度的，[6]因此，与人们降低上访的初衷相反：信访产出的上升又刺激了上访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在最近１０年以来，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３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据统计，从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同一时间段，同比增长近1／3。周占顺局长同时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增加，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上升幅度大，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8]各地的信访大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9]为应对这一局势，各地的信访投入日益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10]
进入21世纪，信访工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种关于信访改革的呼声日高。从2002年开始，关于将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与改革信访工作的文章开始涌现。[11] 2004年5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2]
信访制度已经直到了死胡同，改革势在必然，但是如何改革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二、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
对信访潮的理论回应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２００１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13]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信访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他指出，“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例如宪法学者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14]
强化信访的思路已经进入修改后信访条例的草案。原本要在2004年11月份出台的新的信访条例草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人们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15]有的地方更是走在中央的前面，率先开始强化信访的功能与权力。例如，《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就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16]
与此相反，少数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是其代表。于建嵘认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7]
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中，强化信访的主张显然占了明显的上风。它不仅有学者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有官方的支持。在中国的国情下，决定立法的首先是官员。新《信访条例》的出台无疑为这一短暂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究竟向何处去？法治与与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将社会导向法治与和谐？新《信访条例》当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疑难信访事项可举行听证，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信访人保护的细化，信访方式的多样化，信访便民原则的细化，信访事项范围的扩大等。但是，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很明显，它贯彻的是一条强化信访的思路。众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将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三、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信访制度的利弊
应当指出，信访权是我国各部宪法所保障的，是宪法性的权利，信访制度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作为公民，信访的权利依据是“信访权”。
南昌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南昌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颁布单位: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２００１０８３０
实施日期:２００１０８３０
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３８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地方立法活动，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江西省立法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的报请批准地方性法规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方性法规，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从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第四条 市人民代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本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三）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社会生活，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事项。
法律、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涉及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和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行使及其工作规则的事项，需要特定地方性法规，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第五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地方性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二章 制定地方性法规准备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应当编制本届常务委员会任期内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
编制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任期的第一年内完成；年度计划应当在当年第一季度内完成。
第七条 编制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从本市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立法规划和年度审议法规草案计划相衔接。
编制制定地方性法规年度计划应当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为基础。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未列入而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可以列入年度计划。
第八条 编制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当根据各方面提出的立法建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在征求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意见后拟定，经法制委员会审议后，报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立法建议应当写明建议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名称，阐明必要性、可行性、主要规范内容，同时提供依据资料。
第九条 列入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立法项目，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法规案的，应当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作相应调整。
没有列入年度计划而又急需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项目，提案人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调整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年度计划，或者先交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经法制委员会审议后，再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年度计划。列入常务委员会年度计划审议的制定地方性法规项目，当年不能提请审议的，提案人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调整的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或者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起草，也可以委托其他机关或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专家、学者起草。
第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并经大会通过列入大会议程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并经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需要组织起草的，分别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并可以按下列规定委托起草：
（一）涉及规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活动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二）涉及规范政府管理工作的，一般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
（三）涉及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一般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组织起草；
（四）涉及其他方面的，一般由有关机关、组织组织起草。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依法提出的法规案，由提出法规案的机关负责起草，也可以委托起草。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提出和法规案，需要委托起草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一般应当对制定该法规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主管部门、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作出规定，并符合立法技术规范要求。
第十四条 起草单位或者组织起草的单位在起草地方性法规案时，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法规草案规范的主要问题和涉及到的专业技术问题应当进行论证，对涉及多数公民权益的法规草案，起草单位或者组织起草的单位应当采取由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代表、公民参加的座谈会等形式，征求意见。
第十五条 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应当由起草单位或者组织起草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负责。起草单位或者组织起草的单位应当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年度计划下达之日起的３０日内设立起草组织、配备起草人员、确定起草进度、落实所需经费，并报告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指导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可以参与地方性法草案起草的调查研究、论证，了解情况。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的法规草案，应当征求市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机关、组织的意见。
第十七条 提请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依据材料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料。
法规案的说明，应当阐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指导思想、依据、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对重大问题协调等方面的情况。提供的依据材料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料，应当齐全、准确、有效。
法规案提请审议前，提案人应当对法规草案中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做好协调工作。
第三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第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条例第四章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或者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１５日前将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印发给代表。
第二十二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审议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三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的同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法规草案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草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草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六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七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作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作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八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采用举手或者无记名方式，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提出的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５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交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提案人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１０日前，将法规草案及说明送交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在会议举行的７日前，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部分补充、修改或者废止的法规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有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或者协调的，也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报告，然后由会议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由法制委员会作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并提出法规草案修改稿，然后由会议进行进一步审议。法制委员会根据会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本次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采取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根据需要，可以召开全体会议或者联组会议对法规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四条 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报告，由会议进行审议。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草案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本次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五条 法规案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或者协调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暂不付表决的法规案，经过修改或者协调，法规草案中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提出的法规草案修改稿情况的汇报和法规草案修改二稿。法制委员会根据会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本次常务发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暂不付表的法规案，经过协调，法规草案中的重大问题仍不能解决的，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该法规案予以搁置。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安排必要的时间，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也可以组织公民旁听。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审议意见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法规草案的可行性、合法性和具体修改意见。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审议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人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根据需要，也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
第三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人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
第四十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有关专门委员会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四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将法规草案发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并将意见收集整理。
第四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或者法规草案有关条款在《南昌日报》或者其他媒体公布，征求意见。
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
第四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四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会议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案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六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或者法规草案修改二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５人以上联名，可以在法规草案表决稿交付全体会议表决前，书面提出对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修正案提案人说明。
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依据、理由及修改内容等。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法规草案表决稿时，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经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可以对法规草案表决稿中有重大争议的条款单独进行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法规草案表决稿及其修正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采用无记名方式，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五章 报请批准与公布程序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会议通过后１５日内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请批准的报告，并附送有关说明及参阅资料。
第五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地方性法规公告应当载明该法规的通过机关、批准机关，通过、批准和施行日期。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采取附修改意见方式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按照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予以公布。
第五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公布后，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刊和《南昌日报》上全文刊登。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第五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解释权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地方性法规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本市地方性法规的解释要求。
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要求，需要进行解释的，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研究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不需要进行解释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机构研究拟定不予解释的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答复要求人，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五十六条 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采用无记名方式，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法规解释，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布予以公布后，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刊和《南昌日报》上全文刊登，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七条 市人民人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规定有关机关或者部门对法规具体应用中的问题作出解释的，有关机关或者部门应当将作出的应用解释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不得与地方性法规原意相违背。
第六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地方性法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六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的名称一般为条例、规定、办法、实施办法和规则。
第六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六十三条 法规案在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将提出的法规案撤回。
第六十四条 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或者未获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地方性法规，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第六十五条 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制定具体规定的，应当在法规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制定并公布，公布后的１５日内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制定具体规定，因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制定并公布的，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
第六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废止案、按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公布新的法规文本。
第六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将已公布施行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期汇编成册。
第六十八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市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４日南昌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