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陕西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4年12月29日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三章 村镇建房用地
第四章 奖 惩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保证国家建设必需的土地，合理安排村镇建房用地，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
第三条 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合理利用土地，是所有用地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城市建设要同改造旧城区结合起来，村镇建设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空闲地。一切建设单位都要珍惜每寸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尽量利用
荒地、劣地、坡地，少占或不占耕地。
第四条 城市建设，必须按照批准的规划方案执行。
村镇建房，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建筑层数。
第五条 经批准征用的土地，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建设需要，不得在国家和本办法规定的范围以外提出附加条件，不得妨碍和阻挠征地工作的进行。其他任何单位不得借征地索要财物。征地单位不得支付超标准的款、物。
第六条 村民对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集体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第七条 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的土地，严禁占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要严加保护；大中城市蔬菜保护区的土地，要严加控制。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管辖区内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九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程序，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办理征地手续。调拨国有土地、收回农民长期耕种的征而未用土地，也按照这个程序办理。
统一征地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一、征用耕地三亩（不含菜地）、其他土地十亩以下，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二、征用菜地五亩、耕地十亩、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下，由地区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三、征用西安市城区和郊区土地，由市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四、征用土地面积超过以上审批限额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五、征用耕地、园地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一万亩以上，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报国务院批准。
六、一个建设项目所需土地，应当根据总体设计一次报批，不得化整为零。分期建设的工程，应当分期征地，不得早征迟用。铁路、公路干线所需土地，可以分段报批和办理征地手续。
地区行政公署、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征地的文件，应抄送上一级土地管理机关备案。
建设用地内的青苗不得铲毁。如有特殊情况，确需铲毁时，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需要的堆料场、运输便道等临时用地，应在征地范围内解决。确实无法解决的，按照本办法第十条审批权限办理。临时用地一般不得超过两年，不得搞永久性建筑。期满时，应将土地平整，退还给村民耕种。
高压输电线、通讯线杆基和埋设测量标志需要征地，架线、埋设测量标志，进行地质勘探等临时用地，由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
一、征用城镇郊区的菜地、经济收益高的耕地，按其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补偿；征用其他耕地，按其年产值的四至五倍补偿；征用有收益的草地、柴山等，按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补偿。
年产值的计算方法：根据统计年报算出征地前三年该耕地的平均年产量，乘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国家没有规定价格的农副产品，按当时当地主管部门规定的议购价格计算。
耕地的年产量包括该耕地上的各类作物有价值的主、副产品的产量（如秸秆等）。
二、征用城市郊区和工矿区的商品菜地，除按照规定补偿外，还应向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缴纳每亩三千元至五千元的新菜地建设基金，新菜地建设基金由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掌握，用于新菜地的建设，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三、青苗补偿费的标准：凡已下种的，按当季产量的一半计算；已出苗正在生长的，按当季产量计算。
四、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按当地的实际情况，予以合理补偿或迁建。
五、坟墓迁葬费。被征用土地上三年以内的坟墓，每座付给五十元至一百元；三年以上的坟墓，每座付给三十元至五十元，无主坟墓由用地单位深埋或代迁。
六、征用无收益的土地和城镇居民宅基地不予补偿。
七、建设单位征而长期未用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有退耕手续）的，经批准收回时，不付补偿费，只付安置补助费。今后建设单位已征而未用的土地，超过两年的，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收回，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有偿调拨给其他建设单位或者暂借给农民耕种。借给农民耕种的
，收回时不再付安置补助费和补偿费。
铁路、公路沿线以及水利工程因安全防护等特殊需要，符合国家规定又在设计范围规定以内的留用土地，不得视为征而未用土地。其他单位不得占用或耕种。
八、临时用地补偿费，按影响种植料数的产值计算。
第十三条 征用耕地的单位应支付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按每人平均耕地多少而定。征地前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两亩以上的，每亩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三倍；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一至二亩（含二亩），每亩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四至五倍。每人平均占有耕地半亩至一亩（
含一亩），每亩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五至七倍。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三分至半亩（含半亩），每亩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六至八倍。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三分以下的，每亩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八至十倍。
个别特殊情况，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安置补助费和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二十倍。
第十四条 按规定权限批准征地后，征地协议始能生效，用地单位方可支付各项费用。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除属个人所有房屋、树木、青苗等费用付给个人外，其余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安置多余劳动力的投资，不得私分、挪用，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克扣、占用。
第十五条 土地被征用后，相应核减被征地单位的农业税。所在县（市、区）要及时调整土地和征购任务，个别数量大，县级调整确有困难的，由地区（市）再作调整。
第十六条 被征地单位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安置的主要途径：发展农业生产，兴办集体和个人工副业、商业、服务业，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
第十七条 村的土地已被征完，又不具备迁村、并村条件的，经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将原有农业户口部分或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征地定点后，新迁入的农户，一律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
对转户的农民，当地人民政府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和有关单位负责妥善安置。
第十八条 凡来本省投资的中外合营企业用地，予以优先安排。征用的土地，或者利用原有场地，都应支付场地使用费。场地使用费的计算和标准，按照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办理。
中外合营企业的用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和转让使用权。
对外省、市、自治区来本省投资的企业或联合经营单位的用地，也应优先安排。
第十九条 因国家建设征地需要拆迁单位和个人的房屋时，可以按照城镇、村的统一规划，进行重建。对城镇拆迁安置的单位，按照拆多少、建多少的原则予以补偿。对个人（户），按照当地居住平均水平，参照原来居住状况进行妥善安置。
第三章 村镇建房用地
第二十条 村的规划由村民委员会制订，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集镇的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制订，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村镇规划，如需修改，应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二十一条 村镇内个人建房和村镇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都应按照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报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地建房，进行建设或越权批准占用土地。
第二十二条 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审批权限：
占用耕地五亩（不含菜地）、其他土地十亩以下，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占用菜地五亩以下、耕地五亩以上十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报地区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批准。
超过上述审批权限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补偿费标准：
乡（镇）企业单位占用耕地，每亩按年产值的三至四倍补偿；占用菜地、园地，每亩按年产值的四至五倍补偿。
乡（镇）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每亩按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补偿。
被占用土地内的附着物，按实际损失情况补偿。
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后，农业税应予减免。征购任务在乡（镇）范围内调整。
第二十四条 村民、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的宅基地，由本人申请，经村民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审查，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确实需要占用耕地、园地的，必须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五条 村民建房用地标准：
城市郊区每户用地不得超过二分；川地、塬地每户用地不得超过三分；山地、丘陵地每户用地不得超过四分。
第二十六条 家属在农村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乡、镇、村干部，建房用地必须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不得多占乱占土地，不得城乡两地建房。
城镇职工、居民要求自费建房的，由城建或房产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组织建房。
第四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 对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本办法，保护耕地、节约用地有显著成绩的，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有重要贡献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按照上述两个条例中有关处罚的规定，分别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分，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分由县级土地管理机关提出意见，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监督执行。经济制裁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机关决定并限期执行；当事人不服的，可在土地管理机关决定后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土地管理机关依法提请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强制执行。没收的财物，交县级财政部门。罚款，百分之三十交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百分之七十交县（市、区）财政部门。对单位或集体的罚款，每亩最低为一千元，最高为一万元；对个人的罚款，最低为三十元，最高为本人六个月的
收入。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农村多种经营的专业户、重点户、个体工商业户和经济联合体需要的用地，可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1年11月3日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陕西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即行废止。
1984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