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规则》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安监管办字〔2004〕166号
关于印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规则》的通知
机关各司（室），各直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规则》已经2004年12月10日国家局第4次局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规则
（2004年12月10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规范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制度、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及中央编办《关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意见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03〕15号）等有关文件，制定本规则。
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国家局）是国务院主管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煤矿安全监察的直属机构，同时承担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涉及煤矿安全监察方面的工作，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的名义实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统一领导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全国煤矿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工作。
三、国家局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国务院各项工作部署。
四、国家局机关全体人员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遵章守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精简会议、公文和事务性活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服从命令，顾全大局，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保证政令畅通。
第二章 分工负责
五、国家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国家局全面工作，副局长按照分工协助局长工作并对局长负责。
六、局长召集和主持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国家局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须经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
七、局长出访、出差和离职学习、休假期间，按次序指定一名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副局长出访、出差和离职学习、休假期间，其分管工作由局长指定的其他副局长代管。
八、国家局机关各司（室）司长（主任）在局长、主管副局长领导下负责本部门工作，对局长、主管副局长负责。副司长（副主任）在司长（主任）领导下工作，按照分工对司长（主任）负责。
九、国家安全生产监察专员（以下简称监察专员）受国家局委托，联系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并综合协调中央管理的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完成国家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各司（室）根据机关职责划分履行职责。涉及几个司（室）的工作，应当由主管司（室）会同有关司（室）研究处理；需要国家局领导决策的，应提出拟办意见，按程序报主管副局长（必要时报局长）决定。在各司（室）职责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由局长、副局长指定的司（室）负责处理。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
十一、国家局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草案、部门规章、重要政策措施和国家局年度预算、基建项目安排等重大决策，必须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十三、提请国务院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委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
十四、国家局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基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十五、国家局必须坚决贯彻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
第四章 依法行政
十六、国家局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七、国家局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报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国家局规章要依法及时报国务院备案。
十八、国家局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
十九、国家局法规工作实行综合管理、分别承办的原则。政策法规司综合管理国家局法规工作，负责编制和组织实施立法计划；各司（室）按各自工作职责做好立法的具体工作。
二十、国家局要建立并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五章 行政监督
二十一、国家局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二十二、国家局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加强内部监督，提高自律意识，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十三、国家局要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监督。各司（室）要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二十四、国家局及各司（室）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国家局领导及各司（室）司长（主任）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通过来信来访听取人民群众有关安全生产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二十五、国家局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相关问题，对重大问题，要积极主动地调查处理并向国务院报告。要加强国家局政府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对国家局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六章 工作布局
二十六、国家局及各司（室）、直属单位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二十七、国家局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国务院报告执行情况。
二十八、国家局实行领导周工作计划制度。办公室负责预安排和协调国家局领导每周工作计划，印送各位领导和各司（室）主要负责人。
二十九、国家局实行季度工作报告制度。国家局领导在每季度末集中听取各司（室）和有关在京直属单位关于本季度（或上半年、全年）工作小结和下季度（或下半年、下年度）重点工作计划的汇报。
第七章 请示报告
三十、凡属下列重大问题必须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请示或报告：
（一）拟订或起草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贯彻落实国务院重大决策，特别是国务院全体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等重要会议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和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文件的情况；
（三）年度工作部署及年中和年末工作总结；
（四）特别重大事故及调查处理意见；
（五）重要外事活动和其他重大事项。
三十一、党中央、国务院交办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事项，要及时报告办理情况。其中，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明确要求国家局办理并报告办理结果的，要及时报告；批请国家局领导“阅、阅酌、研究、参考”的，一般也要报告落实情况。
全国安全生产的重要情况，以国家局公文、简报、政务信息、值班信息及其他形式报送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三十二、各司（室）在处理日常工作时，下列问题必须请示或报告：
（一）为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所拟订的细则和实施方案；
（二）年度工作安排和主管业务范围的重大工作部署；
（三）国家局领导批示或交办的重要事项的落实情况；
（四）重要外事活动和其他重要事项。
三十三、各司（室）、直属单位呈送国家局领导的书面请示、报告按下列原则办理：
（一）凡需国家局领导审批的请示、报告，应按领导分工对口报送，不得多头分送。其中，需局长审批的，应先经主管副局长审阅。
（二）请示、报告的抬头一律以“某某同志”称谓，并按领导排序依次排列；除特殊情况外，请示、报告应一事一报，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如由其他负责人签字，应注明主要负责人“已同意”。
（三）请示、报告内容如与其他司（室）有关，要事先协商一致，协商不一致时，应将有关司（室）意见一并上报并作说明。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四、国家局实行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局长业务办公会议制度。
三十五、局务会议由局长召集和主持，副局长、驻局纪检组组长和各司（室）司长（主任）及调度中心主任出席，有关监察专员、有关在京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决定和部署国家局重要工作；
（二）讨论提出全国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讨论制定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措施；
（三）审议部门规章，讨论、提出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意见或建议，讨论通过国家局拟定的有关安全生产规程和技术标准；
（四）通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
（五）研究其他需由局务会议研究的事项。
三十六、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召集和主持，副局长、驻局纪检组组长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有关监察专员、有关在京直属单位
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讨论国家局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传达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的意见；
（三）研究讨论国务院交办的事项和需提请国务院决定的重大事项；
（四）审议重要会议的工作报告和需要提交会议讨论的重要文件；
（五）听取各司（室）和直属单位工作汇报，研究其请示的重大事项。
三十七、局长业务办公会议由国家局领导按照分工召集和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处理分管业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协调专门事项，研究讨论需要提交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参加会议人员由主持会议的国家局领导确定。
三十八、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局长确定；提交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和讨论的事项，原则上要先经主管副局长组织研究。局长业务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持会议的国家局领导确定。副局长、驻局纪检组组长及各司（室）司长（主任）不能出席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时，向局长请假。
三十九、实行国家局年度会议计划制度。各司（室）召开的工作会、座谈会、现场会、研讨会等各类会议，严格执行会议计划审批制。各司（室）每年要按要求提出本部门年度会议建议计划，由办公室平衡后拟定国家局年度会议计划，并提交局长办公会议审定后印发执行。国家局召开的全国性工作会议以国家局文件印发通知，其他会议一般以办公室文件印发通知。召开要求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须报经局长批准；召开其他会议，须报经主管副局长批准。
第九章 公文处理
四十、根据工作需要，可分别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名义行文，或者联合行文。
四十一、以国家局名义发文，一般按照领导分工，由局长或主管副局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局长分管工作的，须经有关副局长审阅后，再由局长或主管副局长签发；涉及重大问题的，经主管副局长审阅，局长签发。以国家局名义发令和任免通知，由局长签发。以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涉及重要事项的，须报经主管副局长或局长审阅同意。
四十二、以国家局名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原则上由局长签发；副局长签发时，应注明局长“已同意”或“已阅”。
四十三、报送国家局的公文，由办公室按照国家局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局长阅批；或按机关职责划分，直接转有关司（室）研究处理。
四十四、党中央、国务院交办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事项以及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议定的重大事项，由办公室负责督办，并通过《督办信息》反映办理情况。各司（室）承办的重大事项，由司长（主任）检查落实，并要及时向办公室通报办理进度或完成情况。
第十章 内外事活动
四十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邀请国家局领导参加会议或出席重要活动，由办公室请示局长后进行安排。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中央管理企业和国家局直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单位邀请国家局领导或机关司（室）负责人出席会议或其他活动，由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
四十六、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来国家局商谈工作，由办公室安排接待。
四十七、对国家局领导的事务性活动一般不作新闻报道。国家局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考察工作等，需作新闻报道的，报道内容应经国家局领导本人审定。
四十八、国家局领导出国（境）访问的计划由办公室（国际合作司）提出报告，经局长同意后，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报批及备案。
四十九、国家局邀请的外宾团组，由办公室（国际合作司）负责接待。需国家局领导参加的外事活动，由办公室（国际合作司）按程序报批后进行安排。非官方的外事活动需安排国家局领导参加时，由接待单位商办公室（国际合作司）按程序报请国家局领导决定。
五十、国家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副司级以上干部出国，由所在单位提出专题申请，经办公室（国际合作司）、人事培训司、机关党委、驻局监察局审核并报主管副局长审阅同意后，呈报局长审批。
第十一章 作风纪律
五十一、国家局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
五十二、国家局领导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
五十三、国家局领导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五十四、国家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国家局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国家局内部提出。
五十五、局长出差、离职学习、休假，按规定进行请示或报告；副局长出差、离职学习、休假，应事先报经局长同意。国家局领导离京时，随行人员应将活动安排和有关情况及时电告国家局值班室。司长（主任）公出及离职学习、休假，须依次报经主管副局长、局长同意。副司长（副主任）公出及离职学习、休假，须经司长（主任）同意并报告主管副局长。各司（室）的正副司长（主任）原则上不能同时公出及离职学习、休假。
五十六、国家局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国家局机关全体人员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关键词: 反垄断/并购审查/经济理性
内容提要: 从审查标准到程序设置，《反垄断法》的原理都有别于其他法律，它更强调经济学的理性。这种经济学的理性，体现在并购审查的每一项标准、程序和权力的设置，背后都有经济学关于成本、效率和市场的考虑。为了达到经济学的这种理性，并购审查在门槛设置、审查标准、考量因素、推导逻辑、经营者的抗辩理由、程序透明度、经营者的参与权利、审查时限和方式、结论可诉性等方面，都必须始终贯彻一个原则：友好推定。
中国《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1日实施至今，主要的适用案例集中于并购审查。依据并购审查的唯一有权机关—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10年8月12日，已经有129起并购案按照《反垄断法》进行了事前申报并审结。其中，仅有1起禁止，5起有条件同意，其他都是无条件同意。短短两年，在积累执法经验的同时，并购审查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一系列部门规章、细则出台，还有一些指南性意见和规定也在紧锣密鼓的起草中。在中国并购反垄断审查的立法与执法体系形成的最初这个阶段，断言其倾向似乎为时过早，但许多原则与细节仍然需要及时检讨，以促使其进步与更快成熟。
一、反垄断法应体现的经济理性与法学逻辑
反垄断法有别于传统法律部门，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与法理。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刑法等，贯穿其中的是正义、公平、责任、补偿等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来自于对公序良俗、普适道德的认同。而反垄断法的前提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种假定：有效竞争能比垄断更有利于资源的分配和福利的整体提高。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美国《谢尔曼法》的诞生，虽然也带有对强权的反感情绪，在其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却逐渐被经济理性渗透。
也正是因为其源于经典经济学的理论，而经济学学说又新见层出，难有定论，故反垄断法的正当性和适用的界限也素有争论。仍然有很多人，包括大企业主、经济学家质疑反垄断的基础，认为物竞天择是自然法则，逆向而行的反垄断法才真正会扼杀企业创新和争取上游的动力。仍然有很多国家至今没有反垄断法，或者为是否制定、如何制定反垄断法争执不下。仍然有很多反垄断案例，在处理的当时和处理之后都有许多分歧。如何解释反垄断法、如何把握反垄断的强度，各有说法，相互无法说服。
举例来说，侵权责任法的法理就比反垄断法简单易懂。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很快接受“侵权人应当赔偿被侵权人”这样的法则；而“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应当受到禁止”，就是相对晦涩的言语。什么是“垄断地位”，什么是“滥用”，如何“禁止”，都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通晓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必须在学习垄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后，才能理解反垄断法的法理。正是因为这样的专业性，社会，包括许多公众媒体，才会有“谁垄断就反谁”这样普遍的对反垄断法的误读。[1]
以并购审查而言，垄断经济学认为，并购，特别是发生在同一市场的竞争者之间的横向并购，可能直接引起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事实上，许多大公司通过并购，可以非常简单地削除竞争者，成为超级垄断者。美国《谢尔曼法》当年制订的初衷，就是要破除在石油、铁路、钢铁等行业已经广泛形成的巨型托拉斯。基于这样的考虑，反垄断法设计了并购审查制度，要求所有达到一定规模以上[2]的并购必须向政府竞争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并接受审查，在确认没有损害竞争的危险后才能继续此项并购。[3]
垄断经济学同时也认为，并购是商业社会广泛存在的一项活动，并购在提高集中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规模效应等多种有效率的结果，如果过多过频地禁止或干预并购，也会增加商业活动的成本；另外，赋予政府干预并购的力量，也同时存在政府失灵、滥诉或寻租等负面效应。基于这样的考虑，反垄断法对并购案适用“合理规则”，即，除非证明某项并购确实存在实质损害竞争的危险，才能加以禁止。当然，这个举证责任在政府。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也允许一些抗辩理由，如“失败企业抗辩（failure enterprises defense）”和“效率抗辩（ef-ficiency defense）”。这种抗辩理由和使用的“效率”等概念实际上都是从经济学引入的。
尽管大多数国家选择强制的事前申报，但通过(approval)的概率仍然是很高的，比如欧共体宣称高于90%，而中国目前的记录更是高于95%。这就意味着，大约有90％左右的并购案件不得不依法进行申报，承担申报的各种成本，承担时间拖延的风险，但它们实际上并不会对竞争造成法律所禁止的损害。于是，并购审查的效率也一直存在着争论。这项防患于未然的制度，可能会给绝大多数的交易造成额外的成本。
所以，并购审查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法律为了寻求公平和正义而牺牲了效率的一项人为设计。为了查处百分之几的犯法，可能将一干众人全纳入监控，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商业计划。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这种监控必须是谨慎的和克制的，因为它从本质上是有违效率的。另外，这样的监控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事前申报，在事后发现此项交易有损竞争，再勒令已合并的公司解体或分离，可能导致的成本就更为巨大。
于是，并购审查的门槛标准就非常重要，高了，有可能放过一些有问题的交易，低了，又可能将太多的交易纳入审查。但是，经济学理论也无法给出计量的定论，到底怎样的标准才是合适的、有效率的。大多数国家都依据本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设定了一定的标准，有的高，有的低，依据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主要的依据是营业额和利润，但因为实践复杂，计算方法也有很大不同。这些标准的设立及各种情形下适用的计算方法的设定，则可能更多地只是基于立法角度出发的经验。[4]
综上，反垄断的并购审查制度中贯穿了经济学的理性和法学的逻辑。即使是反垄断法中经常用到的“集中”、“损害”、“竞争”、“市场结构”和“效率”等词，也是依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进行基本的解释，然后再按照法律适用的可能模式进行细化。在开篇明确这一点，是为了在随后的具体几个方面，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做得如何以及如何做得更好。
二、审查标准的科学性
依据《反垄断法》第28条的规定，对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集中应予禁止，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不予禁止。因此，中国并购审查的基本标准是“排除、限制竞争”。
一般认为，国际上曾有两种审查标准，一种是美国的“损害竞争（detriment to competition）”标准，另一种是欧洲的“取得或加强了主导地位（obtain orstrengthen dominant status）”标准。与美国标准相比，过去的欧洲标准可能会放过一些不会形成垄断地位的并购。美国则认为，在一些有竞争的市场，即使某项并购并不产生某一垄断者，但却明显削弱了竞争强度，仍应受到禁止或限制；另外，即使某项并购产生或加强了垄断地位，但可能效率上受益更大，也不一定加以禁止。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更直观和易于掌握，而美国标准则有相当大的弹性。从受经济学的影响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更符合哈佛学派的观点，而美国标准则反映出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以法律传统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能为多数属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国家所接受，而美国标准则有深刻的普通法理念，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留给法官。
在数十年的实践中，美国标准把握起来非常灵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执行强度的不同，而欧共体的许多判例则被认为有一定的僵化的问题。当商业社会的竞争方式日趋激烈和多变，特别是各国在国际竞争中都希望打造本国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并购审查被要求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也是2004年欧共体修改其并购规定的重要原因。从2004年开始，欧共体将其审查标准修改为与美国标准相近，放弃了“主导地位”在并购审查中的惟一标准地位。
欧共体将新的标准称之为SIEC标准，意为“对有效竞争的重大的阻碍（significant impediments toeffective competition）”。在这个定义中，“重大的(significant)”一词是对这个标准的最直接限制，排除了那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竞争但危害并不大的并购。[5]在实践中，欧共体仍然将市场份额作为衡量“重大的”的重要指标。在近6年的实践中，欧委会在把握“主导地位”与SIEC标准之间的兼容问题上，仍然非常犹豫，对市场结构的重视仍然是欧委会审查中的情结。但欧共体确实在努力地控制这样的倾向，在其审查结论中将重点放在论证阻碍竞争的“重大可能性”。
中国反垄断法，特别是并购审查制度，深受欧共体传统的影响。[6]尽管在并购审查标准上基本上参照美国法，但在具体如何认定“排除、限制”方面，仍比较重视市场结构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反垄断立法一直希望能兼容“结构标准”和“行为标准”。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第11条规定，对于某些附条件通过的交易，可以附加结构性条件、行为性条件或综合性条件，结构性条件诸如剥离部分资产或业务，行为性条件诸如开放某些平台或许可技术等。
但这样的兼容，由法律人理解起来就有些粗糙，似乎不太尊重法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商务部《关于禁止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汇源公司审查决定的公告》中，商务部认定，如果集中完成后，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逻辑基本上就是以“主导地位”认定必然会产生滥用的结果，从而排除、限制竞争。显然，尽管最终归结到“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商务部的真正着眼点还是“主导地位”。
商务部还提到：此项“集中挤压了国内中小型果汁企业生存空间，抑制了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参与竞争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给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格局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个结论有两个问题：一是直言保护“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而有违反垄断法的原则—维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二是未能解释为什么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反而会被抑制竞争和创新的能力。
商务部在把握什么是“排除、限制竞争”，似乎仍然拘泥于市场结构，在欧共体6年前放弃了“主导地位”这个唯一标准后，我们的执法者似乎尚未理解当年美国标准和欧洲标准中间的差别。如前所述，并购是一项宜用“合理规则”审查的活动，过于僵硬的标准，没有任何论证的“想当然”的法律解释，忽视或者不去理解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原理，才会被外媒简单地归结为“保护主义”（注：张皓雯．中国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外媒抬出贸易保护[N]．国际先驱导报，2009-03-23.）。
三、效率抗辩的可行性
效率是经济学上的惯常用语。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指的是在给定技术和投入的前提下，怎样使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方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方，从而使得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而生产效率指的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每一种资源的生产率，也就是把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