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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律师文化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郭霞普


摘要：律师文化是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背景不同，则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职业不同，则职业文化不同；时代、国别不同，则律师文化也不同。中国律师文化建设应当在上述不同中寻找适应律师及律师团体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营养并避免受到文化糟粕的侵蚀，中国律师才会迎来光明的前程。

关键字：律师 文化 建设 问题

律师，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肩负着推进社会民主与法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承担着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充分尊重、使社会正义得以依法伸张的重任，承载着全社会成员的期待。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时值我国加入WTO ，经济、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律师，将以怎样的理念、品位、素质与精神风貌去接受这新的机遇与挑战，去实践律师的社会功能，这是当前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命题。其中，“律师文化”的构建无疑对这一命题挑战有着实际的意义。本文拟从律师产生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职业背景的区别以及中西方律师制度的区别和影响出发，谈一谈律师文化建设中应当关心和注意的一些问题，为律师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供从事律师文化建设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参考。
一、 律师的经济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律师职业是一个商业性较强的职业，法律服务作为律师的劳动成果，具有商品特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换，律师主要凭借在市场上交换自已的智慧，进行作各种有形无形的竞争，取得收入报酬，来养家糊口，求得生存和发展。律师正是因为需要在市场上交换自已的“产品”才需要律师事务所，正是因为需要在市场上竞争才会集成律师团队，也正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调节着整个律师行业的供需，才使整个律师产业基本保持着动态平衡，有时还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部震荡。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律师行业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背景，是我们研究律师和律师文化一切工作的前提。我们建设律师文化必须要充分尊重这一社会背景，才能保证所建设的律师文化适应律师行业的需要，适应律师制度的需要并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国律师处在比较欠缺的状态，从业律师执业地位高，执业环境好，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普遍处在比较优越的认识水平上，律师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文化也普遍处于积极向上的一面。此时全国出现了考律师的热潮，使得执业律师的数量迅速增加。近年来，随着律师数量的增长，很多地方的律师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律师业务竞争激烈，不正当竞争、不正当从业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律师的口碑在社会上受到非议，律师文化中负面的东西增多。此外，由于我国加入了WTO，由于国际律师市场的竞争，我国的律师市场即将开放，国外律师文化的进入对我国律师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国外律师的进入，对我国律师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我国律师文化的建设任务、进程、手段、方式均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律师文化的建设，必须首先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眼光来进行，必须要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研究律师市场规律和现阶段律师市场状况。可见，律师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市场的文化和竞争的文化。
二、 律师的时代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律师在不同的时代，其身份、作用、地位也不同，因此所产生的律师文化中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均不同。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律师制度，但是个别能言善辩的人为他人提供了一些辩解，逐步成为讼师。但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没有形成人群和团体，也没有固定的办事场所，所以不但没有形成讼师制度也没有形成讼师文化。封建王朝推翻以后，中华民国法律确立了我国的律师制度，律师正式以代理人的身份成为社会的一员，但是由于中华民国一直处在战乱纷飞的状态，法制被极少部分人把持和操纵，加之生活所逼迫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除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之外，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此时根本谈不上律师文化，即使存在，也都是一些依附权贵、左右逢缘的负面文化。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也没有律师文化的建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此时的律师文化表现出来的是国家公职文化，有案件不想做，不愿做，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竞争文化，也没有诚信文化，官僚主义却成为律师文化的组成部分。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并逐步形成了当代律师文化的主流形态。但是由于律师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加之部分地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一些不道德、不诚信的风气也夹在其中，律师文化正遭受着不良风气的侵袭。从西方律师发展历史来看，律师文化也在从无到有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律师文化的主流。但是由于西方律师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制度的熏陶，律师文化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有的律师事务所从业律师多达3000多人，年业务收入达到上百亿美元，全体律师均在同一律师事务所的文化氛围中开展法律服务工作，每一名律师自身文化与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凝聚、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这些文化正在影响着中国律师文化的走向。因此，中国律师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状，还要研究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方向和律师制度的发展趋势，使律师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的需求和呼声。
三、 律师的职业背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影响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律师职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为，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通常情况下有四种：其一是法官职业，其二是检察官职业，其三是警官职业，其四是律师职业。前三种职业，均是国家的公共职业，均由国家的财政作为这些职业的物质保障，唯有律师被推向市场，由律师自已通过劳动取得报酬，养活自已，直接面对残酷竞争。同时，前三种职业均是“官”，法官、警官、检察官，唯有律师不是“官”，称为律师而不叫“律官”。从四种职业所服务的对象来看，前三种职业均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贯彻国家意志为已任，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唯有律师不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已任。由于律师职业与法官、警官、检察官的职业具有上述明显的区别，因此，律师文化与法官、警官、检察官的文化必然存在明显的区别。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法官、警官、检察官文化的价值应以维护国家的正常治理、统治为中心。法官、警官、检察官的文化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以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为核心，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律师文化是否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以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为核心却是值得商量的。国家的法律就象一张网，律师究竟是直接参与织网的人，还是帮助网内的鱼外逃，使参与织网的人发现网上的漏洞继续织网？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8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人中就有1名律师，比英国多3倍，比西德多4倍，比日本多21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可见，即使在美国，律师多并不代表正义多，律师也不代表正义，律师更没有以正义作为宗旨。但是我们能说美国的律师文化很差吗？美国的律师没有文化吗？相反，美国的律师制度却是全球比较完善的，也是社会制度中最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其律师文化建设也在很多方面有其优秀的一面。因此，法官、警官、检察官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裁判员和监督员，律师文化建设不能简单地按法官、警官、检察官文化要求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法官、警官、检察官的事，是法官、警官、检察官的价值取向。而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为核心价值。否则，律师文化的建设就会出现“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已的田”，而且会使律师文化建立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最终使律师文化建设成为虚无主义、形式主义。
四、 教师、医师、会计师等社会职业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
教师、医师、会计师，甚至是牧师与律师一样均是具有专项文化知识，并以该专项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其职业中均有一个“师”字。以上每一个职业均有各自的文化和价值取向。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已任，并以桃李满天下为自豪，他们以诲人不倦、任劳任怨的精神文化在社会上建立了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每一名律师均在教师的教育下成人成才，教师的文化每时每刻影响律师的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但是律师在执业后，与教师又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教师以学校为执业场所，学校以公办为主，从业人员多，需要全体教师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教学任务，教师通常不需为自已的报酬担心，不直接面对竞争，除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最主要的是传输道德和仁爱文化；但律师则不同，律师以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场所，律师事务所以私立为主，从业人员有限，律师主要靠个体完成法律服务，要每天面对竞争。因此，律师文化与教师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律师文化是一种竞争文化，而教师文化则是一种仁爱文化。律师文化从教师文化中汲取最多的是做人的文化。医师以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为已任。即使最没有人性、最没有道德的人生病，医师均有义务为其救治。一般情况下医师也会救治这样的病人。但是律师则不同，律师如果发现其服务的当事人为这样的人，律师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当然这样的人如可能被判处死刑，又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在人民法院指定下，律师则无权拒绝。比较医师与律师文化，医师文化与教师文化具有相似性，医师与律师文化差别则较大，医师文化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律师文化则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其他的如会计师等社会职业与教师、医师的职业相近，文化也相近，与律师文化差别明显。律师文化与上述各职业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均因律师文化的本质是竞争文化，且律师文化中缺少人文精神和仁爱精神文化。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建设要根据律师文化特点和缺点有目的的开展。一方面要继续以市场经济为指针，发扬律师文化中竞争文化的优势，同时不断丰富人文精神和仁爱精神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抑制因市场引起的不正当竞争文化的负面影响。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品质优秀的律师群体，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谱写和谐的音符。

参考文献：
《律师发展与律师文化》 古建明
《中西司法制度比较》 陈业宏，唐鸣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对于准确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不可或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均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并未对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以及拒不出庭作证的后果作出明确规定。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1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然而决定并未解决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后果承担的问题,立法的缺陷导致我国长期以来鉴定人出庭比率较低。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原有法律、法规的合理之处,规定了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立法的进步无疑将大大改善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现状,有助于直接言词证据原则的落实。但是对于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后果的规定,虽然保证了诉讼的公正,但并未对鉴定人采取任何强制规定,鉴定人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引发的败诉后果却由公诉机关和当事人来承担。这显然无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也使立法的本意大打折扣。立法的缺陷只能留待以后去完善,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鉴定人不出庭作证引发的不力后果给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有的鉴定人专业知识不过关,在鉴定时并未忠诚、勤勉履职,鉴定意见无法做到科学、全面、客观、准确,因此不愿意出庭接受讯问。二是有的鉴定人对于出庭作证心怀疑虑,害怕遭到当事人的报复,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出庭作证。三是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仅造成时间上的耽搁,而且立法并未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鉴定人出于对经济损失的担心而不愿出庭作证。

　　如何解决好鉴定人经法院依法通知后仍不出庭作证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

　　一、在委托协议中设计鉴定人出庭作证条款

　　因为立法并未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不力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现象的存在。在法治社会,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司法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应当支付相应的费用,而鉴定机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保证鉴定人经依法通知后按时出庭作证。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应当会同侦查机关制定相应制度,与鉴定机关签署委托司法鉴定书时应当规定:鉴定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义务对出具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鉴定人违反该义务的,鉴定机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确保鉴定意见合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

　　公诉部门在对案件审查时,应当转变执法理念,摈弃盲目依赖、甚至迷信鉴定意见,视鉴定意见为最终判断的错误思想。要敢于承担对鉴定意见的“守门员”义务,加强对司法鉴定意见的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对鉴定主体不合格、鉴定程序存在瑕疵、鉴定文书不合格等程序违法的鉴定意见依法进行补救或者排除;对与案件事实无关联、鉴定的检材、样本不符合要求、鉴定事项不当、违反科学原理等实体错误的鉴定意见依法予以排除。通过保证鉴定意见程序公正、实体正确,避免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现象的发生。

　　三、建立证据开示机制,提前排除不当的鉴定意见

　　在审查起诉期间,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公诉机关将鉴定意见向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出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公诉部门应当进一步对鉴定意见进行复核,对确有问题的要视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实体错误的要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可能影响实体公正的要坚决予以排除,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程序瑕疵的要及时补救,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通过证据开示机制,将不当的鉴定意见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争取庭审的主动权,同时有助于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

　　四、积极与鉴定机构进行沟通,达成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共识

　　在审查过程中,公诉部门主动与鉴定机构沟通,可以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沟通、释法说理,使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打消思想上的种种顾虑,能够配合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提供出庭作证率。二是通过沟通了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活动,对其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意见是否科学做到心中有数,对有问题的鉴定意见提前进行排除和弥补,从而达到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的目的。

　　五、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特定案件中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问题作了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将法律落实到位,保证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解除其后顾之忧。同时鉴定机构是盈利性的中介机构,经济因素是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予以适当补偿同样有助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率的提高,在此可以借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规定,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给予补助。

　　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定人依法出庭作证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保证诉讼人在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出庭作证,不仅要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进一步进行规范,司法机关也要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细致严谨的工作,提高鉴定意见的准确程度,打消鉴定人的种种顾虑,保证鉴定人能够出庭作证。

　　作者单位: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